福建师范大学卢义杰

　　“奥巴马2009年访问中国时，就品尝过石斑鱼。”“大棚”里的徐正贵说这话时满脸自豪。在他身后，有着面积2万平方米的“大棚”，棚内小池里或游动着石斑鱼，或漂浮着绿色的水藻。每年，这里的石斑鱼都会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客户抢先预定，“国内供不应求，国外的人还没机会吃到这个。”徐正贵乐呵呵地说。

　　浙江宁海的水产养殖圈里，鲜有人不知道这个徐正贵。年产量2000吨，产值2355万元，作为宁波岳井洋渔业养殖公司的总经理，徐正贵用“工厂化”三个字概括海水鱼类的养殖秘诀。而这三个字，如今也成为华东地区海洋经济的一个样本。

　　徐正贵所言的“工厂”，看上去只是一个个“大棚”。每间大棚约一二百平方米，四壁由水泥砌成，中间打通通风，顶部则接上遮阳网。棚内40摄氏度的常温就是靠这个遮阳网调节的。棚里有些许二三十米见方、一米来深的小池，边缘围着朝池里输送氧气的管道。池子之间还开辟了可供一两人行走的过道，过道上，偶尔会摆几个装着水藻的塑料桶。

　　“2009年我建成这个工厂，当时投了3000万元。这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活儿。”徐正贵坦言，他原先在福建养虾，后来才转战浙江做起石斑鱼。“没有快30年的养殖经验，我不敢搞这个。”明知石斑鱼这种温带鱼的生活习性、生理特点不好把握，这位1984年就“出道”的徐正贵仍相当自信。

　　“大棚”虽小，却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模型。每个棚有专门分工，这个养鱼，那个养藻，如同一条生产流水线。棚内每个池子也有专门功用，有的池子故意空着，一些鱼长大时就可以更换生存空间。徐正贵的一个思路更让人叫好，他们尝试用养贝的水种藻，再把藻作为鱼池的饵料，最后，鱼的排泄物还能当做肥料用于别处，“这样，工厂化养殖就实现了‘零排放’。”他解释道。

　　那么，藻又从哪来呢？徐正贵指着另一个大棚，幽默地打比方：“这是我们鱼的‘食堂’。”与其他“大棚”不同，“食堂”的池子里没有养鱼，水呈绿色或浑浊色，“绿色的是藻类，浑浊的水很肥，它们可以给鱼吃。”徐正贵还在大棚角落搭了一个小实验室，一名研究人员正在里边摆弄瓶瓶罐罐，他的任务就是为藻类调配出合适浓度的营养水。

　　那名男生毕业于宁波大学，年薪十几万元，做得好还有奖金。徐正贵说，搞海洋经济就得重视人才合作，除了吸纳研究生实习、工作，他还专门聘请了宁波大学的两名教授，帮忙做学校或中央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也研究石斑鱼病害防治方法。有一次，这支科研团队用一年时间攻下了一个石斑鱼养殖课题，让徐正贵连连拍案叫绝。不过，仅仅这些技术费用就得占总投入的27%以上。

　　就这样，技术支撑着“大棚”，“大棚”守护着石斑鱼，这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以前，宁海水产养殖地多位于海边或是鱼塘，一旦风灾、水灾来袭，大多情况只能听天由命。一经工厂化，这些鱼变成了“设施鱼”，“大棚”就可以避灾减灾、降低风险。同时由于石斑鱼本身的附加值高，养殖收入立马比原来翻了一番。

　　于是，从这些“大棚”出发，一张通向全国的销售网铺开了：长三角附近自不必说，天津、北京甚至更远的客户也来电预约。徐正贵笑说，他们根本不用愁鱼往哪儿卖，坐在家里就有客户上门，有的客户还愿负责运输。从他这儿出去的石斑鱼，批发价每斤50元，但市场价最高可以卖到每斤200元，甚至，有一种由母到公的变性种鱼，居然一条就价值120万元。

　　“鱼养好了，还得起个示范效应，带动大家致富。”这几年，徐正贵一直向农户无偿推广养鱼技术，先为他们提供鱼苗与技术指导，之后再回收产品。这样一来，农户成了公司的“加盟户”，而他们一富起来，养殖产业链就能延伸得更长，政府的扶持力度也会更大。农户、大棚、客户，徐正贵的公司就处在了连接产业链条的中间一环。

　　在徐正贵看来，看似不起眼的“大棚”的确是一个好产业。宁海，这个中国东部沿海的县城，有着太多出名的海产品了，“奥巴马吃过的石斑鱼，尼克松吃过的青蛤，乾隆皇帝吃过的中华乌塘鳢，这儿都能找到”。如今，徐正贵更希望用技术创新把海水鱼类的工厂化养殖做好，“海洋经济对知识的要求很高。要知道，生物是活的，变数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