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模式困顿的缩影。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地区实体经济面临发展困境，但民间资本开始躁动。从资本形成与流向的角度看，企业产出利润率低，信贷资金使用成本低，因此为了保持高利润、高效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甘寂寞，不断地“以钱生钱”被认为是维持资本高利润循环的最佳方式。我们不能只关注温州高利贷本身，更应该开始反思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低成本发展模式已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未来中国实体经济将如何发展。

　　30多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社保成本、低资金成本，特别是基础资源一直较市场正常水平偏低，客观上形成了对生产企业的成本补贴。这样，一方面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大规模流向中国，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所有的一切开始在“临界点”处发生改变，“低成本”时代正渐行渐远。

　　这其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刘易斯”拐点临近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问题。“刘易斯转折点”主要提示的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现代工业部门已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出现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而从长期趋势看，由于当前工资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因此未来还有空间弥补工资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剪刀差”。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通过对制造业工资水平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空间。再以制造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为例，根据高盛估算，制造业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6%，基本超过了2001年至2009年的平均工资增速。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呈总体下降走势。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实际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劳动力成本要低于2001年水平，这些都表明，劳动力价格对劳动产出的回补将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现在，温州最大问题并非信贷问题，而是红利衰减下的成本上升问题，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加现实的问题。由于资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乃至生活成本等上涨都是连锁性的，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深陷低迷导致的需求端萎缩，产业资本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资本总是跟着利润走，当虚拟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甚至成倍超过实体制造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大量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流向房地产行业等资产领域，产业资本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已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开始显现，中国的制造优势难以维系。

　　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红利也在减少，发达国家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转向寻求外部市场，一些国家纷纷提出重振出口计划，比如美国公司正试图吸引美元资本回流，再造“美国制造”。因此，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中国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