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传真截图　制图：蔡华伟

　　魏荣禄，79岁，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曾寿瀛，80岁，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按照卫生部的说法，在乳品标准起草审定工作中，上述二位既不是70多人的专家组成员，也不是300多人的审评委员会成员，但他们受邀参与了乳品标准制订的几次讨论。

　　——编者

　　传真件展示部分事实

　　本报社会版11月28日刊发《谁在制订食品安全标准》，通过采访魏荣禄和曾寿瀛等参与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制订讨论的专家，回顾乳品新国标出台过程。他们介绍，巴氏奶、生鲜乳、酸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初稿由企业起草，并对最终送审稿的标准为何发生变化表示了困惑。

　　就此问题，卫生部表示，初稿的起草工作由包括协调小组和专家组的工作组来完成。

　　“2009年我们见到的初稿，起草单位确实列出了企业。” 79岁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向记者表示，“不只我亲眼所见，参与讨论的专家，只要手头上留有原来的讨论稿，都能证明这件事。”

　　据魏荣禄介绍，开始参与乳品新国标讨论时，《杀菌乳安全标准》(即巴氏奶)与《灭菌乳安全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在前言部分就列明了：起草单位为黑龙江省卫生监督所和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鲜乳安全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也标明了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卫生监督所和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给记者发来了三份乳品安全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传真。

　　魏荣禄的说法，得到了另一位参与者的证实。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曾寿瀛，今年80岁，他也找到了当时的讨论稿，版本与魏荣禄提供的一样。

　　责任赔偿企业起草标准遭质疑

　　2009年，参与讨论时，就生乳、巴氏奶的起草企业，曾寿瀛曾提出质疑。他认为企业要作为起草单位，应考量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生产该产品有多少年历史；第二，消费者认知程度有多高；第三，最近几年对社会、对消费者有没有过错。2009年，蒙牛生产巴氏奶的历史不过两三年，市场占有率不高。更重要的是，蒙牛和伊利是三聚氰胺事件的责任赔偿企业，将它们列入标准的起草单位不妥。

　　“我不反对企业参与起草，比如光明作为酸奶的起草单位，我没有觉得不妥。事实上，酸奶标准，不管是在制订过程中，还是在出台之后，在业内和专家当中，我没有听说什么大的争议。”曾寿瀛说。

　　2009年8月15日，在乳品安全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时任卫生部监督局副局长的苏志表示：“卫生部主持制订的乳品安全标准不会被一两个乳品企业所左右，请大家放心。”

　　可是，他们两位回忆，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见过其他版本的征求意见稿。虽然在后来公布的乳品安全标准中，乳品企业不再作为起草单位出现，但也没有列明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最后公布的版本，究竟是在上述企业草拟的初稿基础上做修改，还是重新组织其他专家和单位起草的，曾寿瀛表示他并不清楚。

　　“生乳的较高标准，是完全能做到的”

　　至于2009年8月19日的会议上，形成的是不是最终送审稿，曾寿瀛说：“这次会议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的王君口头表示，当天会议形成的一致意见为专家讨论的最终送审稿，准备上报给卫生部。”

　　新标准公布之后，出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乳品标准是世界上最差的。“这点我个人并不赞成。只是生乳的指标争议比较大，没必要扩大到质疑所有的乳和乳制品，我们有些乳品标准比国外还严格。我和牛奶打交道近60年，了解生乳的菌落和蛋白质水平是人为可控的。通过加强奶牛的饲养管理、改善饲养条件，加强挤奶卫生，都是可以提高标准的。我们之前主张生乳的较高标准，是完全能做到的。”他说。

　　曾寿瀛表示，现在卫生部门已经不再承担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职能，收集相关数据有困难。比如生乳的数据，应该由农业部门提供。卫生部在制订相关标准时，确实存在客观难处。

　　他认为，标准如何改变的关键环节等信息，应该向参加制订标准的业内专家以及主要的乳品企业公开，让他们了解决策过程。如果反对的声音较大，可以再次组织相关专家参与讨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可以在相互交换、沟通中达成相互理解。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恐慌，他并不主张所有信息完全向全社会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