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

　　昨日，《今日宁海》刊登县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参政议政发言摘编，特邀界王坚呼吁：进一步加大保护开发我县古宅群力度！笔者深有同感。

　　王坚言：我县古民居建筑群，具有极高的建筑艺术价值，而且人文底蕴深厚。但缺乏应有的保护和良好的开发利用；有的日渐损毁，没有及时维修保护……

　　其实，岂止是我县的古宅群日渐损毁，没有得到及时的维修保护。全国各地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大拆大建已成惯例，远比我县这点古宅群“煞敢”百倍的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遭“维修性拆除”。舆论大哗还未停歇，2月14日又传来重庆把蒋介石行营“保护性拆除”。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名人故居都敌不过拆迁的推土机，宁海的“非名人故居”，又算什么玩艺儿呢？值得大作文章、大声呼吁耶？

　　笔者世居城东，可能是对家乡的偏爱吧，在我看来，“白石头井”是一本从历史深处传承至今的线装书，记载着城东的文脉；而蜿蜒的“一善巷”，则赓续着祖辈积善积德的遗风；即使是残破的“道义坊”，也凛凛透出一股浩然正气……它们在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同时，也铭刻着人世的欢乐和痛苦——这就是城市的根！突然，仿佛一夜之间，挖掘机碾碎了“司马第”的贵族梦，僵硬的水泥路代替了江南风韵的“狭墙弄”，鲜红的“拆”字写满了曾庇荫过辛亥志士陈英士的“燕子楼”……高矗的楼宇、宽阔的马路、拥塞的车流……当我们欣喜若狂地迎接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的城市也因传统与独特人文气息的“拆除”，而变得“千城一面”。我常常会不经意地问：这个到处闪烁着霓虹灯的城市，这批没有多少花却硬要冠以某某花园的小区，还是记忆中的家园吗？一个城市，究竟还要不要历史传承性？怎样才能留住我们的根？

　　当然，我不是复古主义者，相信大多数人也不会选择蜗居在窄巷矮屋内，而拒绝现代化的铝合金门窗、抽水马桶。许多的古宅群，可能有100个该拆除的理由，诸如影响消防通道、文物意义不大、成为卫生死角等等；许多的高楼大厦，可能也有100个该上马的理由，诸如城市化、民生工程、打造亮丽新地标等等。这一切，都对，都很理性。可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对家乡的认同，往往是“重情不重理”。否则，就难以解释海外侨胞大老远跑过来，投资家乡搞建设——如果说理，肯定有比投资家乡更赚钱的地方；也难以解释“春运”大潮年年不退——在哪儿过年不一样？为什么非得顶风冒雪、扶老携幼往家乡赶？

　　我承认：“留住城市的根”与建设现代化大都市、与房地产商的利益甚至“民生工程”之间有矛盾，有时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但我以为，第一，城市的规划者应该常怀善待名人故居、传统街区乃至普通古宅群之心，毕竟，这体现着居民对家园的集体忘记以及对故乡的美好想象；第二，当保护与建设“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不妨多听听群众、尤其是“原住民”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其合理部分，必要时可以“搁置争议”，待时机成熟再动议，而不是一味地以推土机和大锤强势推进——国家之间的领土争执都可以“搁置争议”，留待下一代人去解决，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几间老屋赶尽杀绝？就不能宽容地留几间老屋给后人去琢磨琢磨吗？第三，保护文物并非全是“赔本生意”，只要得法，它和新建楼堂馆所一样能赚钱——现在全世界都兴起“寻根热”，把“城市的根”留下来，就是现成的旅游景点，远比那些“假古董”来得真实、深远、会赚钱。

　　如果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出发，对于近日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维修性拆除”和重庆蒋介石行营“保护性拆除”两起引起国人关注的“拆除”事件，我当顶重庆方——北京的“维修性拆除”，是拆得踪迹全无，不知何为维修；而重庆方是在原址进行文物复建，并尽量保留原有实物，修好后将作为抗战历史陈列馆，对公众开放……这，远比拆得片瓦不留要来得文明、理性、人道，也为后代子孙搞保护、开发留下了余地——回想上世纪70年代，县城中大街拆建，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方孝孺义井”整个拆除、影踪全无，实在令人叹息。如果当时留下一口井、一棵树、哪怕一个老地名也好啊！遗憾已经造成，文物拆除了就不能复生，但教训应当汲取。当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待老祖宗的遗物，要有敬畏之心，要谨慎从事，以免造成新的遗憾。

　　回到保护我县古宅群的主题上来，王坚建议：尽快把古宅群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好周边古建筑风貌。将我县古宅群保护开发融入到驴友产业中。加大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古宅群的保护意识。建立从政府、民间团体、屋主等各方面完善的保护管理体系和制度……善哉！

　　有一首流行歌曲唱道：留住我们的根。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