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徐霞客与王士性同为明末出生于吴越地方的伟大地理学家，徐霞客为布衣高士，王士性为高级官员，却都执着于地理学的调查研究，二人均在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旅游学、文学、地质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历来为后人所景仰。因为徐霞客自从明末清初开始，黄道周、陈函辉、季梦良、潘耒及大学者钱谦益等对他的人品及《游记》在地理、文学和思想等方面的价值就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誉徐霞客是“千古奇人”，《游记》是“千古奇书”。近代梁启超和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丁文江亦大力推崇徐霞客及其《游记》，丁文江还在胡适的建议下，花了10余年时间编著《徐霞客年谱》和整理付印了《徐霞客游记》，使徐霞客广为人知。近世以来，徐霞客及其著作一直声名远播，而肇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之鸿业的王士性及其著作却知者甚少。

　　作为同一时代所孕育的两位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与后起而专注于自然地理考察的徐霞客相比，先驱者王士性的贡献主要是在人文地理方面。两人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虽有差异，但在地理学上的成就则各有所成。1983年，在广西桂林举行的纪念徐霞客的研讨会上，谭其骧推出《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一文，首次明确对徐霞客与王士性各自的成就贡献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①]1985年在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再次高度评价比徐霞客(江苏江阴人)早出生40年的王士性，称他与徐在“伯仲之间”。此后，王士性这位崛起于浙江临海的明代地理学家，重新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他对我国人文地理学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今人的高评。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重视人文地理学之后起备受冷落的状况得到改观，呈徐王并列的格局，王士性的学术贡献得到肯定和允当的评价，徐王的比较研究也进入学术视野。

　　徐霞客游滇期间与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家族的执掌者木增(生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霞客游记》得以传世通行，也与木增的义举分不开。同样地，《徐霞客游记》真实记录的明季丽江地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建筑、山川形胜、民情风俗、民族关系堪称为纳西族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徐霞客的生平事迹在纳西族中亦流传至今，妇孺皆知，堪为人地和谐的典型案例。

　　王士性为明朝高级官员，曾经在云南为官，而且就在今丽江市所属的永胜县为官。其代表著《广志绎》亦正真实记录了明代云贵桂等地的人文地理和历史风貌，王士性因在云南为官，自然地域时为丽江土司的木氏家族发生了关系，却以互相交恶而终，此种情势深值得后人思考分析个中因由，本文以《徐霞客游记》和《广志绎》的记载为依据，将徐霞客、王士性二人与木氏家族的历史恩怨作梳理和比较，通过探讨徐霞客、王士性与木氏家族的历史关系，晓明恩怨因缘的历史背景，消除误读误解，还历史的本真，进一步阐明徐霞客、王士性这两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在人(社会)、地(环境)、和谐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学习徐霞客、王士性的科学思想以及和谐理念，为当下所用。

　　一、王士性生平事迹与著述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生；万历五年(1577)王士性考中进士，即派任朗陵(今河南确山)令，有政绩。不久考选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因此出了名。王士性特别喜欢旅游，“少怀向子平之志，足迹欲遍五岳”。长大成人后，利用到各地做官的机会，顺道宦游，也在政务闲暇有少数的专程旅游。万历十三年(1585)母亲去世，丁忧三年。万历十六年(1588)复官，迁吏科给事中，不久因触犯皇帝忌讳，被派往外地做官。先后任四川参议、广西参议、云南副宪、山东参议等。后又历太仆少卿，官终鸿胪卿。任官地区有北京、南京、河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山东等地等17个省区。士性一生，游历足迹大半个中国。游踪之广，堪与徐霞客比肩。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著有《五岳游草》12卷，《广游记》2卷，《广志绎》5卷及《玉岘集》等。其中《广志绎》以简洁的笔记体裁，记载地理资料十分丰富，举凡山川名胜，关塞险要、民风物产，历代疆域沿革，各地赋税差别，其著论眼光独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人文地理学著作，王士性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王士性的主要旅游活动是在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为官以后，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至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享年五十二岁。

　　王士性晚年息游以后，他以自身终身秉持的人与地理关系研究的独到见解和理念，以科学的方法，撰著《广志绎》。并在其逝前一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写峻，自序曰：“余已遍海内五岳与其所辖之名山大川而游，得文与诗若干篇记之矣。所不尽于记者，则为《广游志》二卷，以附于说家者流。兹病而倦游，追忆行踪，复有不尽于《志》者，则又为广志而绎之，前后共六卷。书成，自为叙曰：夫六合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轨殊。无惑乎枘凿不相入，而事本末未易言也。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稗氏之家，其且有取于斯乎？总以六卷次之，一、方舆崖略，二、两都，三、江北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夷辑。夫夷也而独系之以辑何？盖天下未有信耳者而不遗目，亦未有信目者而不遗心，故每每藉耳为口，假笔于书。余言否否，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敢自附于近代作者之习乎哉？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猥以辑云尔矣。万历丁酉中秋日，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恒叔识。”[②]

　　王士性属于为官清廉，敢做敢为的有为且有位的官员。政暇投心力于游历地理、品赏人情风俗。归类于会做官，也精于游玩，学问诗文也佳好的官场高人，他的遗憾在于52岁英年早逝。自万历五年为进士后，他先后当过县令，礼科给事中，吏科右给事中，兵备副使，提学，参政，太仆少卿等官职，敢于言事，任事，《明史·王士性传》对他的才识评价颇高，辞曰：“士性，字恒叔，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章奏，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多议行。诏制鳌山灯，未几，慈宁宫火，士性请停前诏，帝纳之。杨巍议黜丁此吕，士性劾巍阿辅臣申时行，时行纳巍邪媚，皆失大臣谊。寝不行。时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容身缄默，缓急不足恃者。请召还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立、顾宪成、孙如法、姜应麟、马应图、王德新、卢洪春、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等。忤旨，不报。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河南缺巡抚，廷推首王国，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辞，言资望不及国。帝疑其矫，且谓国实使之，遂出国于外，调士性南京。久之，就迁鸿胪卿，卒。”[③]。据说今浙江临海东湖畔的“德业匡时”、“文章经国”牌坊即为旌表王士性而建，可谓名存乡邦。国史对官员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可以得知王士性的为官履历和政绩，而就他的生平闪烁后世的则是他的游历中体悟所得的人文地理思想。

　　二、王士性对云南地理及少数民族的考察描述

　　我们认真的去研读《广志绎》，不难发现，作为高水平的人文地理学的专著，重视各地风气、风俗十分留意，且有精妙的评论，王士性在彩云之南为官三年，对云南的地理大势，民族分布、节日、民俗、历史、风景名胜、气候等诸端都有详实的记载，评议，这对于今人了解明末云南地方的民情风俗、人地关系而言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其考索之功，精辟之论，可谓超迈当时。

　　他对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水文及是否适合通航，航道的制约因素均有令人信服的见解：

　　金沙江源吐蕃，过丽江、北胜、武定、乌撒、东川入马瑚江，出三峡，滇池水过安宁入武定合之。云南旧有议开此江以通舟楫，使滇货出川以下楚、吴者。余初喜闻其议，会黄直指复斋锐意开之，已遣人入闽取舟工柁师而黄卒。余同年郭少参朝石欲必终其事，余多方侦之，绘为图，乃知此江下武定境皆巨石塞江，奔流飞驶，石大者纵横数丈，小者丈余，间有平流可施舟楫处，仅一二里绝流横渡者也。若顺流而下，两岸皆削壁，水若悬注，巨礁岩承其下，自非六丁神将安能凿此？过万人嵌，深潭百丈，杉板所陷，舟无不碎溺者。又皆夷人所居，旁无村落，即使江可开，舟亦难泊，适为夷人劫盗之资也。天下有谭之若美而实不然者，类如此。滇有两金沙江，东江出东海，即此；西江下缅甸，过八百媳妇入南海。东江狭而险，西江平而阔，隔岸视牛马如羊，然皆源自吐蕃，中隔澜沧与怒江二江，地尚千里，而当时条陈开江有作一江论者，谓恐通缅人。最可笑。

　　金沙江的通航，至今仍是航运的难题，王士性在当时能有此认识实属不易。

　　对云南当地的土著的商业意识、民事纠纷的处置等民间市井的争讼，外乡人愚弄欺诈土著的事实，均有如实记载和剖析。

　　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然为土人之累亦非鲜也。余谳囚阅一牍，甲老而流落，乙同乡壮年，怜而收之，与同行贾，甲喜得所。一日，乙侦土人丙富，欲赚之，与甲以杂货入其家，妇女争售之，乙故争端，与丙竞相推殴，归则致甲死而送其家，吓以二百金则焚之以灭迹，不则讼之官。土�踩诵晕饭伲�倾家得百五十金遗之，是夜报将焚矣，一亲知稍慧，为击鼓而讼之，得大辟，视其籍，抚人也。及侦之，其事同、其骗同、其籍贯同，但发与未发、结与未结、或无幸而死、或幸而脱，亡虑数十家。盖客人讼土人如百足虫，不胜不休。故借贷求息者，常子大于母，不则亦本息等，无锱铢敢逋也。独余官澜沧两年，稔知其弊，于抚州客状，一词不理。

　　云南地方与吴越地方的经济发达相比有其劣势，而云南境内的山水风景，田园风光，同样令王士性如入世外桃源般喜欣，视为乐土，的苍山，洱海区域的农耕、气候、物产的描述，宛如画中游。

　　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大理，点苍山西峙，高千丈，抱百二十里如弛弓，危岫入云，段氏表以为中岳。山有一十九峰，峰峰积雪，至五月不消，而山麓茶花与桃李烂熳而开。东汇洱河于山下，亦名叶榆，绝流千里，沿山麓而长，中有三岛、四洲、九曲之胜。春风挂帆，西视点苍如蓬莱、阆苑，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且点苍十九峰中，一峰一溪飞流下洱河。而河崖之上，山麓之下，一郡居民咸聚焉。四水入城中，十五水流村落，大理民无一垅半亩无过水者，古未荒旱，人不识桔槔。又四五月间，一亩之隔，即倏雨倏晴，雨以插禾，晴以刈麦，名甸溪晴雨。其入城者，人家门扃院落捍之即为塘，甃之即为井。谓之乐土，谁曰不然？余游行海内遍矣，惟醉心于是，欲作菟裘，弃人间而居之。乃世网所撄，思之令人气塞。

　　同样地，王士性对云南的行政区划、土地的丰饶、民关系格局的特点、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习俗，文化气质都有独到的认识。

　　云南十四府、八军民府、五州，惟云南、临安、大理、鹤庆、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颇饶沃，余俱瘠壤警区。在大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但黔、宁遗法，沐氏世守，比广西、贵州土官不同，差有定志。而西有澜沧卫，联属永安、丽江以控土番，南有金齿、腾冲以持诸甸，东有沅江、临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临乌蛮，各先得其所处。惟寻甸、武定防戍稍疏，木邦、孟密性习叵测，元江、景东土酋称桀，老挝、车里姻好，安南、阿迷、罗台瘴疠微梗，广南、富州界临右江。所当加意。

　　六诏乃西南夷云南全省之地。夷语谓王为诏，其都在大理、丽江、蒙化三府及四川行都司建昌等卫，而居大理尤久。六诏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顶父名下一字。蒙舍韶在蒙化府，浪穹诏在浪穷县，邓赕诏在邓川府，施浪诏在浪渠县，麽些诏在丽江府，蒙隽诏在建昌卫。六诏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罗阁始强盛，灭五诏，尽有其地，遂总名南诏，迁居太和城，子阁罗凤用段俭魏为相，获唐西泸令郑回而尊之，至其孙异牟寻创立法制，修议礼乐，设三公、九爽、三托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复劝寻归唐，是开南诏声名文物者，段、郑之力居多。蒙氏历年二百五十，而郑氏、赵氏、杨氏迭兴，皆不久，至石晋天福间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诏降，段为总管，迄我朝尚为镇抚不绝。

　　诸省惟云南诸夷杂处之地，布列各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百夷种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种，即黑罗罗、白罗罗。麽些、秃老、紫门、蒲人、和泥蛮、土獠、罗武、罗落、撒摩、都摩、察侬人、沙人、山后人、哀牢人、哦昌蛮、懈蛮、魁罗蛮、傅寻蛮、色目、��河、寻丁蛮、栗｛此夕｝，大率所辖惟�病⒙薅�种为多。僰人与汉人杂居，充役公府。罗罗性疑，深居山寨，人得绐而害之。广南、顺宁诸府，俗好食虫，诸处好食土蜂。南徼缅甸、木邦、老挝、车里、八百、千崖、陇川、孟艮、孟定，俱女服外事。

　　王士性对云南气候特点和成因有十分正确的总结：

　　云南风气与中国异，至其地者乃知其然。夏不甚暑，冬不甚寒，夏日不甚长，冬日不甚短，夜亦如之，此理殆不可晓。窃意其地去昆仑伊迩，地势极高，高则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极高故日出日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镇日皆西南风，由昆明至永昌地渐高，由通海至临安地渐下，由临安至五邦、宁远地益下，下故热。五邦以南，民咸翦发以避暑瘴。宁远旧属临安府，黎利叛，陷入安南，分为七州。林次崖谓钦州四洞原内属，不知宁远大于四洞多矣。地多海子，盖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亘古不淤不堙，犹人之首上脉络也。水多伏流，或落坎，辄数十百丈飞瀑，流沫数十里。

　　云南滇中高原，属于太平洋季风和印度洋季风影响区域，由于处在昆明静止锋乌蒙山以东受西北强冷空气和东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容易形成多雾和冻雨天气，乌蒙山以西特别是昆明以西地区，因其西北部为青藏高原屏障，西伯利亚寒流不能到达，主要受盛行西风控制，而西风带来了印度大陆的干暖空气。所以是晴空万里。昆明以东的曲靖、沾益和宣威一带是过度区，受三方面气流影响。当西北寒流和东南暖湿气流强于西风时，偶尔会有冻雨。王士性的观察和结论是合乎今人的气候学的分析定论

　　王士性还提到了云南的火把节及其；历史来源的传说，认为这是云南所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并在《广志绎》中写道：

　　云南一省以六月二十四日为正火把节。云是日南诏诱杀五诏于松明楼，故以是日为节。或云孟获为武侯擒纵而归，是日至滇，因举火祓除。或又云是梁王擒杀段功之日，命其属举火以禳之也。二十后，各家俱燃巨燎于庭，人持一小炬，老幼皆然，互相焚燎为戏，烬须发不顾，贫富咸群饮于市，举火相扑达旦，遇水则持火跃之。黑盐井则合各村分为二队，火下斗武，多所杀伤，自普安以达于云南，一境皆然，至二十五乃止。

　　对云南各地各民族民情风俗留下了人类学田野笔记式的记载：

　　麓川俗，其下称宣慰曰昭，其官属则有昭孟、昭录、昭纲之类。乘则以象，虽贵为昭孟，领十余万人，赏罚任意，见宣慰莫敢仰视，问答则膝行，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贱事贵、少事长皆然。小事则刻木为契，大事则书缅字为檄，无文案。男贵女贱，虽小民视其妻如奴仆，耕织、贸易、差徭之类皆系之，虽老非疾病不得少息，生子三日后，以子授其夫，耕织自若。男子皆髡首黥足。人死则饮酒作乐，歌舞达旦，谓之娱死。其小百夷、阿昌、蒲缥、哈喇诸风俗与百夷大同小异。

　　南甸宣抚司有妇人能化为异物，富室妇人则化牛马，贫者则化猫狗。至夜，伺夫熟睡，则以一短木置夫怀中，夫即觉仍与同寝，不觉，则妇随化去，摄人魂魄至死，食其尸肉。人死则群聚守之，至葬乃已，不尔，则为所食。邻郡民有经商或公事过其境者，晚不敢睡，群相警戒，或觉物至则群逐之，若得之，其夫家急以金往赎，若登时杀死，则不能化其本形。孟密所属有地羊，当官道往来之地，其人黄睛，黧面，状类鬼，翦旧铜器联络之，自膝缠至足面以为饰。有妖术，能易人心肝肾肠及手足而人不知，于牛马亦然，过者曲意接之，赏以针线果食之类，不则，离寨而死，剖腹皆木石。车里、老挝风俗大抵相同。过景东界，度险数日皆平地，贵贱皆楼居，其下则六畜，俗多妇人，下户三四妻，不妒忌，头目而上或百十人供作，夫死则谓之鬼妻，皆弃不娶，省城有至其地经商者赘之，谓之上楼，上楼则翦发不得归矣，其家亦痛哭为死别也。凡食牲，不杀，咒而死，然后烹。楚雄迤南□夷名真罗武，人死则裹以獐、鹿、犀、兕、虎、豹之皮，抬之深山弃之，久之随所裹之皮化为其兽而去。又蒲人、缥人、哈喇，其色俱正黑如墨，有被杀者，其骨亦黑，盖乌骨鸡类。

　　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云南的一些风俗和习惯作了描述。如断肠草，是“滇人无大小，裙袖中咸齑些须，以备不测之用。”王士性认为“其俗之轻生如此。”还有“其父子不相见，见则茶酒咸先尝之，祖父以来，皆十年以外则相弑。”此外，当地人还喜欢用毒，凡“勘其事者，咸毒杀之。”等关于云南史地的记载和考究是可信的,为明代中后期云南社会生活和地理事象的研究保存了十分珍贵的史料；王士性与云南是王士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人全面地评价王士性对地理学的贡献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王士性的云南研究有的是可以据信的记载，是今人认知云南人文地理，历史沿革的重要依据；有的是主观的识见和断语，需要严格推敲。随着王士性地理学研究成就的认知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徐王并列，称颂于云南的盛况注定会出现。

　　三、王士性、徐霞客丽江木氏土司家族的关系比较

　　王士性与云南籍丽江木氏土司关系的缘起始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44岁时，由广西参议转任云南臬副使；万历十九年在云南臬副使任上。与儿子立毂同游鸡足山等云南名胜。万历二十年在澜沧任职两年[④]，知悉此地弊端，把情况反映给抚州官衙，没有得到回应。万历二十一年王士性升迁大理寺卿。

　　木氏土司即明丽江军民府，是明初在滇西所设的统治机构，《寰宇通志》所载：“丽江军民府，在大研厢内，国朝洪武十五年(1382)建。”主要是由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家族土司世袭管理。在1723年改土归流之前，主要由吐司管辖，没有内地的流官。而王士性在任按察司副使兵备云南澜沧卫时曾经来过这里，不过由于木氏土司与王士性之间并没有故旧之交情和文人及其他社会贤达的引介，彼此间并无直接的来往，而且王士性也只是赴任途中在丽江土司的辖境路过，所以在《广志绎》中对丽江的真实情况记载的并不是很多，所知也非常有限。但王士性的简单的记述也为后人了解在《徐霞客游记》出现之前的丽江纳西族地方历史文化的简要情形。

　　迤西土官惟丽江最黠，其地山川险阻，五谷不产，惟产金银。其金生于土，每雨过则令所在犁之，输之官，天然成粒，民间匿铢两者死，然千金之家亦有饿死者。郡在玉龙山下，去鹤庆止五十里而遥，然其通中国只一路，彼夷人自任往来，华人则叩关而不许入，一人入，即有一关吏随之，随则必拉以见其守，见则生死所不可知矣，故中国无人敢入者。且均一郡守职也，而永宁、蒙化等守咸君事之，元旦生辰，即地隔流府者不敢不走竭，其竭也，抹颡叩头，为其扶舆而入，命之冠带则冠带而拜跪，命之归则辞，不命咸不敢自言。其自尊不啻皇家，坐堂则乐作，而乐人与伺班官吏、隶卒咸跪而执役，不命之起，则终日不起，以为常。其父子不相见，见则茶酒咸先尝之，祖父以来皆十年，以外则相弑。而其毒药又甚恶，勘其事者，如大理、鹤庆二太守，咸毒杀之，鹤庆缙绅亦往往中其毒。鹤庆人亡论贵贱大小，咸丽江腹心，金多故也。余备兵澜沧，正渠助千金饷于朝廷，欲请敕加大参衔，奏下部行，院道相视，莫敢发，余乃备笔驳罢之。遂毁敕书。后陪巡鹤庆，最为戒心，乃得生还。幸也，他如沅江、庆南亦不逞，然无甚于丽江者。

　　这些记述是王士性万历二十年在澜沧任职两年中对丽江纳西族地方的认知水平。后人居然据此宣称丽江为—独立的割据王国。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符合有明一代纳西族木氏土家族忠心耿耿玉明廷中央政府的事实。

　　王士性澜沧任职期间，对这些情况十分清楚。不久，适逢朝廷谕示丽江土司支助“一千金”军饷一事，而丽江这时的土官知府木氏——从洪武十六年(1383)因入贡有功封爵以来，而世袭该职的十一代孙木旺[⑤]，却乘机向朝廷索要“参议”官衔以作为助饷的筹码。王士性对此义愤填膺，立即提笔行文加以驳斥。而木旺也颇为狂妄，把皇帝的敕书都撕了。在这种情势下，王士性也未让步，但心中却难免发憷，以致他后来陪伴朝廷官员巡视鹤庆时，仍提心吊胆；待巡查完毕归来曾深叹能够生还那是一生中的大幸。[⑥]至于木旺，据史载，并为如愿得逞；他后来被追封为“通奉大夫布政使”的职衔，是因为其孙辈木增对国家有功而被追赠的。[⑦]这段记述有很大的问题，一向被明廷视为西北籓林，守石门以绝西域的木氏土司家族，历来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十分恭敬，木泰的《两关节度》一诗曰：“鹤书不到白云闲，凤诏每来红日近” ；“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里壮山河”的诗书簪缨家族，怎么可能把皇帝的敕书都撕了，这与历史不符，需要详加考订核实。

　　王士性认为，当地没有中原的人在这里生活，甚至没有一个朝廷派来的官员。而且通往丽江只有一条路可以进来，但“彼夷人自任往来，华人则叩关而不许入。”即使有外来的人进去，也是“生死所不可知也。”所以“中国无人敢入者。”继而推定，云南西部封赐官爵中，以丽江土司最为狡黠，显然有他片面的主观的认知所致，绝非亲历亲知所得，十分值得质疑。

　　王士性作为朝廷官员，作者曾路过丽江，发现“其地山川险阻”可以说易守难攻，大军难以深入，虽然“五榖不产”但“惟产金银”，而金银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开采十分方便，即“每雨过则令所在犁之。”最后开采出来的金银并没有缴入朝廷，虽然“输之官”，但当地土司都是世袭的，可以说，最后都归入的土司手中。这里也有传闻的成分，在王士性看来，拥有金银的土司便可以用它与其它地方进行交易。而政府统治薄弱，地交通不便，容易出现割据的局面。这与明朝采用羁縻制度，采用元朝的土司制度管理民族地方的国策相左。土司辖地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被视为割据政权，这是应当特别强调的。明朝初年,太祖平定云南后,虽也建立了许多军民府和卫所,但这些军民府和卫所只是分部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对于一些边远的地方由于交通和气候的原因无法建立直接有效的统治管理使然。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在云南分布非常广。王士性也说：“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所以只能以当地首领来对其统治,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必会出现割据的局面。所以，丽江割据以说是站不住脚的，终明一世，木氏土司家族恪守国法国恩，与大明王朝相始终，从未有过割据叛乱的历史，而且在历次的平定内乱和攘除外患的大是大非面前，木氏家族都是为国干成，输饷纳贡，捐助兵力，历代受到封赐，至今存世的《皇明恩纶录》堪为铁证。

　　丽江作为由当地土司所统治的等级制度地方。作为当地领袖的土司，其住所也是“宫室之丽，拟于王者”而作为“王者”其“元旦生辰，即地隔流府者不敢不走謁。”甚至取拜见土司的人必须“抹颡叩头”“命之冠带则冠带而拜跪，命之归则辞，不命咸不敢自言。”另外其下属和乐人则必须”咸跪而执役”“不命之起则终日不起。”这种森严的等级，也有传闻的成分。另外，而当地人所得到的金银都必须“输之官”“民间匿铢两者死。”这种说法也需要商榷。

　　我们从王士性对木氏土司的态度可以看出，王士性是典型的官府中人，他的旅行与宦辙并行。作为一级官员，他虽能体谅百姓，但他最终极目标是为朝廷服务的。

　　徐霞客的滇云之游，尤其是鸡足之游憩缘起是与王士性的《鸡足山游记》等著述的影响不无关系，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游鸡足山时，为何特别注意到比他早40余年游鸡足山的王士性游记与诗偈呢？因为他的挚友、临海陈函辉，在徐霞客与族兄徐仲昭于崇祯五年(1632)重游天台、雁荡在他家小寒山三人“烧灯夜话”，彻夜长谈时，陈函辉告诉他“吾乡王恒叔(王士性)有《五岳纪游》。”据考，王士性的《五岳纪游》，于万历十九年已定为《五岳游草》付印出版，其中明确提及：万历十九年腊月后三日与子立毂同游鸡足山，并有《游鸡足山记》。如果说陈函辉的《答友人问台州有何佳境》诗，引来了徐霞客首游台、荡。那么陈函辉向徐霞客推荐乡友王士性有《五岳游草·游鸡足山记》，则是促成了徐霞客终游鸡足诸山。

　　值得一提的是，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1638)游鸡足山时，他经仔细观察，认定其东界之支即圣峰，因而对王士性游记提出更正，他在游记中写道：“王十岳游记以圣峰为中支，误矣。”当他游至鸡足山华首门时，见到了“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谒镌壁间”，此处徐霞客称王士性为“宪副”，是指王士性在云南澜沧兵备副使任上时，游鸡足山并留下诗偈，故称之。这是出自徐霞客对王士性的敬重。 [⑧]但两个人所处的位置和身份的差异，注定了徐王二人在对待木氏土司的态度上会上产生迥异。

　　徐霞客在丽江及云南各地游历时，无论是官场官员、寺庙僧侣、土司权贵都能十分友好地予以接待和洽会，可以较自由地游览各地名胜和奇伟之境，其实，是江左一带士人、高僧、艺术家、学术界名流的引介，推荐密不可分，这与处在宦辙中的王士性有天壤之别。

　　如徐霞客随身所带的书信虽属尺幅片文，却寓含着彩云之南的士人僧道与江左地方学界名流间，虽远隔千山万水，却空谷传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友谊和彼此识见的推崇欣赏，朋友给他的书柬，如文震孟、黄道周、钱谦益等人给他的手函作为是珍贵友情的见证，随时拜读，励志壮行。江左大儒们为徐霞客所写的推荐信，如陈继儒(眉公)给丽江木增的叙稿及鸡足山两位高僧的信堪为典型。陈继儒《答徐霞客》书云：“丽江木公书遵命附往，并有诗扇一柄，《集叙》一通，以此征信。此公好贤若渴，而徐先生又非有求于平原君者，度必把臂恨晚，如函盖水乳之合矣！” [⑨]

　　“因友及友”的隆情高谊，使徐霞客带着这些书信和友情信物去找滇中的朋友时，注定会得到帮助。徐霞客在远行途中也为飘泊异地的江南士子捎带家信。这也为徐霞客在他乡遇故知，让人体会家书抵万金的难得之举，因此得人之助是必然的结果。

　　木增作为丽江土知府，人们称他为"木丽江"或"木守"。他十分仰慕中原汉文化，有很好的汉语诗文功底。木增也是陈继儒的好友，徐霞客《致陈继儒书》中写到，他曾读《木氏世传》，得知木增乃"裒然贤者"，夜郎翘楚，因此求陈继儒写信引荐，希望借西游之机前往拜谒。陈继儒欣然应允，不仅写了推荐信，还郑重其事地附上"诗扇"和"集叙"，以为"徵信"。当徐霞客千辛万苦到达云南时，陈继儒所写的推荐信以及诗扇等早已在湘江遇劫时被焚为灰烬，可是，木增从陈继儒从另外途径捎来的口信中得知徐霞客西行至鸡足山。木增的派使者盛情前往邀请，“檀僧令人候余者，以丽江有使来邀也。”据《滇游日记六》，崇祯十二年正月，徐霞客遍游鸡足山上诸胜景，考察山形地貌，搜寻清泉、悬瀑、陡崖、奇树、静室，了解诸寺渊源，抄录碑刻，寻访遗迹。还记载了正月十五观灯、人工喷泉、架桥渡水等活动以及僧侣们的日常生活情形。正月二十二日应木增的邀请离开鸡足山赴丽江。途经中所屯、北衙、西邑、松桧、辛屯、冯密等地，从南往北，穿过鹤庆府，沿途游览腰龙洞、鸡鸣寺等名胜；再往北经七和，过邱塘关，二十五日抵达丽江府，徐霞客于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二十五日，在木增派来的使者的陪同下，顺利进入"非木公命不得擅行"的丽江境内。木增得知徐霞客前来，非常高兴，告谕随从送徐霞客去解脱林相见。二十九日，木增在解脱林以最隆重的礼节亲自迎接徐霞客(《滇游日记六》)。从二月初一至初十，徐霞客在丽江受到木增盛情款待。木增为徐霞客设"大肴八十品"的宴席，并屡赠白银、银杯、绸缎、酒果、黄金、铁皮褥、红毡、丽锁等珍贵物品，还邀请徐霞客到木家院欣赏已生长六十多年的巨大的山茶。

　　徐霞客风餐露宿，行程艰苦。一路前往丽江时，路过北衙的施茶的亭子，立即便有僧人新茶给他，原来是“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可以说，这一路上，徐霞客受到的贵宾一样的招待，这在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到了丽江后便住在通事家，而后木增又命通事带徐霞客去解脱林见他，到了解脱林，木公对他又是赠礼，又是摆宴。其”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这一路上到丽江，徐霞客受到的纳西民族的盛情款待，终身难忘。

　　但徐霞客在丽江停留的数日内，观览丽郡山水形胜，既饱览了丽江古城“居庐骈集，萦坡带谷”雄沉格局与满城秀色。遥望“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氏府邸万千气象。木增既请徐霞客为其著《淡墨》分门标类，校雠作文。留居并设宴于“崇饰庄严，壁宇清洁”的解脱林妙构。木府家宴，品赏纳西美食，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以致徐公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停留期间，食则每日馈酒果奇点，闲暇间领略精整宏丽的佛教建筑、壁画。其间木增与徐霞客纵论天下人物，评议古今英杰。霞客临辞行前，修皙清俊、威仪动荡的木氏后学恭敬致礼辞曰：“家主以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徐霞客在为木增所写的《山中逸趣跋》中说："弘祖遍觅山于天下，而亦乃得逸于山中，故喜极而为之序"，可见他们不只是官民、主宾的一般交游，还是同样追求超凡逸趣的知音。木增推崇黄道周、吴方生人品和文品，临别即请徐霞客"乞黄石斋叙文"，并写介绍信给吴方生，以便派人前去邀请。崇祯十二年九月以后，徐霞客"两足俱废"不能行走，木增祈请霞客在鸡足山一边养病一边修撰《鸡足山志》。并以白银、红毡、丽锁诸上等至礼奉送纪念。这在徐霞客游历各省中鲜有的礼遇，恰恰体现出纳西民族礼圣尊贤，唯贤是举的文化传统。木氏家族虽僻居边地，却风雅著世，声驰士林，文风共振中原之旗鼓，儒风道骨，超凡绝世，正所谓“雅颂各得其所”。徐霞客允诺修《鸡山志》，创稿四卷。未几，因病辞归。

　　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徐霞客踏上归途，木增遣纳西大汉以笋舆送徐霞客东归，辗转半年，“至楚江困甚”，经湖北黄冈乘船回到家乡江阴。半年后徐霞客即与世长辞。著成《徐霞客游记》千古奇书传世，终于成就徐霞客以布衣千古奇人。明季丽江木增江左徐徐霞客二贤间因缘际会，为人的高风与天下观，领袖当时，徐霞客在游记中也对土司制度的弊端不乏嘲讽之词。但也如实尊重木增的诚意和隆情。

　　王士性与徐霞客两人相差不过四十余年，但所看到的滇西却是两种不同的景象。王士性眼中的滇西虽然是一个乐土，但却认为当地的封闭和割据土司的存在使的国家的有效统治被消弱了，不利于中央的管理。而徐霞客眼中的滇西则是他旅行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看到了少数民族的友好和好客。在他的笔中民族的友好和和谐是永远的主题。可以说，两人不同的社会背景，使的他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有着不同截然不同的结果。

　　与徐霞客不同，王士性的出游都属于宦辙或“宦游”，公费旅游。与徐霞客自助式游历不同。后人评价王士性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王士性对宏观的山水大势，地域风俗、各地水土与衣食住行习俗关系的考求颇有精妙之处，人与地的关系的主观论述较有见地；而对具体的体察入微的亲历、亲知、亲见的考察稍逊于徐霞客，处在为官闲暇和政务旅途的游历，难免有情绪化和主观化的认识局限。以官员的身份出场，难免对士子、社会贤达间的交游有缺失之处，因此，难免被清高之文人和地方权绅所自然排斥。

　　徐霞客从小对东林党人有特殊的感情。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反对贵族地主的残酷专政而被革职，回到家乡无锡创办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无锡离江阴很近，徐霞客耳濡目染，自幼对东林党人非常尊敬。成人后与东林巨子高攀龙、缪昌期结为忘年之交，另与东林志士或同情东林党的人士如钱谦益、文震孟、黄道周、陈仁锡、孙慎行、姜逢元、李流芳、曹学俭等都有深厚的友谊，“晴山堂帖”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除了东林志士之外，徐霞客还结交了像陈继儒、陈函辉等江南高士以及湛融、静闻等求法得道的高僧。旅途中，徐霞客往往“与人为邻”“因友及友”；或以“游”会友、识友，与许多人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如云南纳西族土司木增，著名书画家、诗人唐泰，以及僧侣群体。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说，徐霞客性好奇人，在旅行途中，“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倾倒；若赠言则受，投贶即辞，次日不告行矣”。同是天涯沦落人，人情冷暖自知。

　　四、结语

　　徐王贡献各有千秋，实为互补关系，而非对立或好差的关系。无论是浙江徐霞客——王士性；或江阴王士性——徐霞客，都是合乎事实的称呼。因此，今人为徐霞客齐名的王士性与陈函辉在浙江临海巾子山上“小寒山”遗址树碑立像，当之无愧！[⑩]王士性是我国明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充满人文关怀的大旅行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和循吏，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与晚他40年出生的徐霞客相比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徐霞客的主要贡献是在自然地理方面，而王士性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地理方面。同样徐霞客游记中也有对人文地理的讨论记载，除了自然环境外，徐霞客还很注意人们改造、利用地理环境的各种活动，记录了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的分布和兴衰演替等情况，这些都属于人文地理研究范畴。因此，《徐霞客游记》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学的价值。

　　潘耒称赞王是“下笔言语妙天下。盖天下之宦而能游，游而能载之文笔如先生者，古今亦无几人”实为允当之评而非溢美之词。王士性的游记多历史典故，地理内容不如《徐霞客游记》那么突出和丰富。但有些地理描述和论述也相当精彩。王士性经过细致考察，他得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结论，以浙江为例，他认为可分为三区：杭、嘉、湖为平原水乡，是“泽国之民”，这里舟楫交通方便，百货所聚，城市里的人比较富裕，风俗也较奢侈，缙绅的势力很大；金、衢、严，处丘陵地带，是“山谷之民”，石气所钟，性情刚烈，习性俭约，但不把富人放在眼里；宁、绍、温是“海滨之民”，这里的人因为有海利而不太穷，又因为不经商，而不太富，风俗也“居奢俭之半”，比较适中。

　　“东南饶鱼盐、彾亢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朱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骡、惿戎毡，西南川、贵、黔、粤饶廃便楠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

　　王士性十分难能可贵地开始以发展变迁的眼光审视全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的大势，他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

　　综上所述，，徐霞客与王士性，是我国历史上地理学界的杰出代表。其见闻都如《广志绎》序言的末尾提及“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缺焉”。这种实学精神对对明末清初学者的观念育成有着至深的影响。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都受到《广志绎》、《徐霞客游记》中徐王的地理思想的影响。特殊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给王士性的性格与志趣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任性旷达，磊落不群，而且性喜游历，常怀挟九州而小天下之志。寻幽宦游，“几遍于寰中”。王士性一生的游历，入仕前是访学之游，人仕后，则是在为官之政务之暇和宦辙中顺游。游历大江南北使王士性博识广闻，亲知的经历丰富了地理知识，南北地理、气候、风土人情差异，拓展了其视野，发现了全新的地理事物，自然促成他考求人地关系的内在关联。关注民生，彰显人文关怀。因此，王士性的为官和游历都无不密切关联，使他在知天下的同时，更注重探求苍茫大地与芸芸众生的关系。

　　晚明之所以会形成徐王等人为代表的游风，以往仅仅归结于政治和科举的负面影响。明中叶以来西学东渐，经济文化的发展积累达到高峰的长三角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士人天下观的更新，对人心性的觉悟也达到新的高度，加上交通运输条件，通讯、邮驿来往的便捷畅通，使晚明士子的游风，一时高涨，官吏的“宦游”；或是下层士子的“士游”，一时风起云涌。明末游记体的作品也逐渐风行，渗透到了社会的各层面。正如周振鹤在点校王士性的《五岳游草》、《广志绎》并重印出版的前言中所述：“自万历以后，明代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从空谈性理转入经世务实，崇尚实学的思潮逐渐形成。在这个‘天崩地解’的大变动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寄情于山水之间，以遍游五岳为目标，明人别集中因而不乏模山范水的诗歌和游记。其中少数人进而认真观察自然与社会，写下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地理笔记，在客观上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士性和稍后的徐霞客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佼佼者，……於是成就了《广志绎》和《徐霞客游记》这样辉煌的地理著作。徐、王二人后先辉映，标志着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11]王士性的学术成就和推进学术的贡献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自身的努力相关，今天我们区理会其人地关系的理念时，需要实事求是，对他著述中一些根据传闻和主观义气支配下撰著的内容，也同样需要认真考订后，征引核对史实，方能确认是与否，还原历史原貌，体现其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理当是古往今来学术的最高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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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地理学家——王士性》，《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②]王士性著，周振鹤点校：《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

　　[③] 《明史·王士性传》

　　[④]王士性任职的澜沧并非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该地明永乐四年(1406年)属孟连长官司(宣抚司)辖地。王士性任职的澜沧卫，系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所设的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属于今丽江市永胜县辖境。

　　[⑤]据《木氏宦谱》，木旺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去世于万历二十四年，王士性赴任澜沧当在其任内。

　　[⑥]徐建春、石庄、黄敏辉：《俯察大地——王士性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⑦]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87页。

　　[⑧]在吕锡生先生主编的《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3月版)下编中，载有胡有萼先生的《浅谈徐霞客诗作兼议考证王十岳》、杨文衡先生的《〈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王士性》等文章。据《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中“华首门……天台王十岳宪副诗偈镌壁间”与“王十岳《游记》以圣峰为中心，误甚”的记载，认为“王十岳”即是明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上海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也赞同此说。胡有萼先生更是据陈函辉《寒玉集?前纪游诗序》认为“王十岳”即王士性。经今人多方查考：《徐霞客游记》中的“王十岳”的确是王士性。

　　[⑨]陈继儒：《答徐霞客》载《陈眉公先生集》。

　　[⑩]

　　[11]王士性著，周振鹤点校：《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