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讲述着他在青藏高原考察时的故事，杨勇忽然抬起头，“嗷”地学了一声熊叫，这位54岁的汉子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作为第五届“中国当代徐霞客”称号的获得者之一，杨勇曾多次穿行于青藏高原无人区，自主设立了数十个生态观察点。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他有着自己的认识：“青藏高原是一个调节器，是众山之主、大河之母，关系到了30亿人的生存”。他计划着建立一个青藏高原生态气候变化的模型，通过它去了解青藏高原生态变迁的进程和机制。

　　在实地考察中，高原上艰苦多变的环境时时考验着杨勇，但他却没有因此退缩过。“真相总是等待着去破解，这是冒险的动力。”

　　一次考察时，杨勇打算开车到湖对岸去，水位线上涨淹没了原有的退缩痕迹，由于判断不够，杨勇的车队驶进了一个大水坑里，车门难以打开，水一点一点灌了进来。最后，他和另一名队友用铁钎砸碎后挡风玻璃才救出两名被困队友。“自然环境就是这样子，非常多变。”当被问到以生命为代价的探索是否有价值时，杨勇很平静：“如果不是盲目的，那么应当是有价值的。”

　　对于自然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却不打扰它应有的秩序。杨勇说，在青藏高原上，车在行进中偶尔可以看到受惊的母熊领着小熊奔跑。渐渐地，小熊跑不动落下了，母熊只在远处观望。车子一点点靠近小熊，但车上的人却始终没有走下来。“一方面，我们去贴近它，觉得很好奇，一方面又不打扰”，杨勇解释到。

　　“有树就爬，有洞就钻”，杨勇形容儿时的自己是调皮捣蛋鬼。出生在军人家庭，他从小就喜欢拆雷管、拆炮弹。因为这些，小时候的杨勇没少挨揍，但探索的喜悦和动手的快乐常常让他忘记受惩罚的滋味。

　　一次，他听一个战士说有一条碗口粗的蛇爬进了仓库里的防潮洞，小杨勇很快赶了过去，跟着钻进了防潮洞，“当时我就是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害怕，也不知道要害怕”。说起这些，杨勇手舞足蹈，神色中难掩少年的得意。

　　杨勇的儿时是在凉山度过的，他的家安在悬崖边上，而悬崖下便是滔滔的金沙江。“大人吓唬我们不能去靠近，下面有龙公，会把人吸进去”。他观察到，有时候，大人们不得已得到崖下去，通常都要带上干粮，两三天以后才能回来。“当时就是感觉很神秘，感觉地球是平的，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世界的边缘，悬崖下面是另一个世界，有一种向往”。杨勇不止一次地提起小时候对自然的好奇和向往。当被问到现在的探险是不是要圆儿时梦想时，他停下来，想了想：“有一部分吧，但更主要的是好奇”。

　　“我是个双面人”，杨勇说道。“一方面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虽然经常转学，但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那个学校的第一名。另一方面，我又非常调皮捣蛋”。高考时，杨勇填报的志愿是考古学，却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地质学系的学生。尽管两门学科千差万别，但相同的一点是这两门学科都需要很多的实地考证，需要有旺盛的探知欲。

　　当乘坐的大巴行进到宁波白溪水库附近时，杨勇时不时地向车窗外的大片水域张望，饶有兴致地向当地导游打听起了白溪水库，那架势，随时准备下车考察。

　　沿着水库两岸的山崖走进去就是游览目的地浙东大峡谷，一路上，杨勇时而用手摸摸岩石，时而望向对岸裸露出来的山崖，还向大学生记者介绍着山崖边的岩石以及地貌形成，“这些都是以前古地震崩塌留下的”，“这些是花岗岩，像这个的纹理比较粗，那个的纹理比较细”。

　　习惯观察，随时记录。游览的路上，杨勇常常举起相机拍照，但照片的内容却不是他自己，而是这些自然的景物。正闲聊着，他忽然向前跨一步，端起相机，躬下身来，为身边的花岗岩留下照片。在他身后不足半步，就是碧波万顷的白溪水库，荡漾开去。

　　(潘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