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求知，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平生奋斗的目标。不必说帝王将相，王孙贵胄，即便是乡野农家，寻常百姓，也曾有“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共识。因而就不难理解，农耕时代形成的“耕读传家”之传统理念，之所以能越经千年的风雨冲洗而未有多大改变的道理。虽然那时的读书求知、读书致仕，不乏功利性的目的，但读书能益智、怡情，以及“小学利养性，饱学成大器”的好处，毕竟人人都能明白。

　　古往今来，大凡成大器者是否都是饱学之人，鉴于偶然性的因素存在不好一概定论，但饱学之士终究能成大器，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从胡三省先生成功刊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可得到印证。

　　胡三省穷尽一生只为一本书，表面看来仅是一本书似乎不值得称道，但一旦弄清这是本怎样的书后，就不能不为之折服、为之敬佩。《资治通鉴》是一部294卷、30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也是我国百科全书式的编年体史书。它记述年限始于周威王止于五代十国，历史年代跨度1360余年，其内容涉及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典章、地理、民俗等等，可谓包罗万象，浩繁博奥之至。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借鉴，北宋史学家、思想家司马光当时编著此书时，既得到了朝廷资金、史籍、物质上的支持，又有20多名弟子门生的共同参与，分朝撰编，所耗时间也长达19年。而胡三省先生为音注、考证、纠错、补充、勘正、评议此书内容，仅凭一人之功力，先后进行几次重注，可谓历尽人生坎坷。其过程略去在元兵侵扰中不幸丢失的第一次注稿外，发愤重注是在宋亡后生计困顿、史书难求、资料匮乏情况下进行。他依赖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知识，从1277年闭门苦注开始到1285年在四明袁馆执教中定稿，费时仅八年。而撰定的《资治通鉴音注》不仅录有《通鉴》原文，在原文后注释刊正的文字就超过了300万字。《通鉴音注》终成我国史注的典范，胡三省也因此享誉“史家之渊薮”、“功可比肩司马光”。其所以能成就大器，除了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顽强的毅力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建基于他知识渊博的饱学特点。

　　胡三省先生无疑是个饱学之士。而饱学的前提是博览群书，发愤苦读。他年轻时读书求知劲头，因无确切史料佐证不可妄言。其家乡中胡村《胡氏宗谱》记有他“聪明好学，一览成诵，七岁能文”字句。尽管大多的族谱之词难免有对自己先人溢美的成分，但聪慧的天赋可能存在。有禀赋的人读起书来固然能事半功倍，而成功与否终究还是取决于他的读书愿望和求知意志。胡三省自己回忆读书求知的状况是“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有自己没有看过的书就去主动借阅求证，有学识特别丰富的人就主动去上门请教，这是一种传统而有效的学习方法。虽然说的是他的一种学习求知之法，但从中足以反映出他渴望读书、顽强求知的好学精神。

　　我们的时代虽已步入高科技社会，但作为丰富人生、改变人生、改造社会的一个关键手段，读书学习仍然十分重要。当今条件下读书不再需“囊萤映雪”，也不必“凿壁借光”，而主动的读书愿望，顽强的求知精神同样不可缺少。我们即便不求像胡三省那样饱学成大器，小学浅读也能养性怡情。在喧嚣与浮躁氛围中能静下心来，读本书，求点知，其实其趣也兴味，其乐也无穷。 (本文作者著有宁海历史名人传记丛书——《胡三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