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天镇

　　2016年6月28日，党组织派人来我家慰问，给我颁发了一枚“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章，并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谢党组织对我们这些老党员的关心。我是1954年7月1日在县级机关中第一批入党的，时年20岁，至今已有63年的党龄了。

　　入党前，我是县供销社棉花收购站的一名棉花质量员。1953年初，党组织送我去“浙江行政学院”学习。因为那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经济建设理论。

　　宁波专区供销合作系统，参加学习的都是各县供销合作社主任，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党员，宁海县是熊正全主任，唯独我是一名业务员，是党外群众，年龄只有19岁，只读过两年初中。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感到学习压力特别大。为克服学习上的一些困难，我开始为自己，也为班里这些老同志，到图书馆去找一些学习参考资料，希望自己掌握过硬的本领，将来可以报效国家。

　　行政学院学习一年后回到原单位，行政学院党委向县供销社党组织推荐我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候选人。过了几个月，县供销社主任娄光汉，人事股长高树称两人介绍我入党。1954年7月1日，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信仰，便在我心中扎根。在这个奋斗目标的指引下，我的工作岗位不断发生变化，从一个收购员到县供销社土产批发站站长，到副食品公司经理，再到供销社主任。

　　1958年7月，我调入宁海报社，时隔一年零三个月，走上《宁海报》副主编岗位。《宁海报》停刊后，1962年初，又被调入《浙江日报》工作。1965年7月16日，在抗旱斗争中，在落实省政府消灭荒田指令中，我采写了一则新闻《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受到浙报编辑部领导高度赞赏，说：“这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有指导意义。”原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苏其生说：“宁波地委充分肯定了这条新闻，在抗旱中推广了这条新闻中的做法。”更可喜的是1962年4月28日，我写了一则题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受到了毛泽东主席“5·9”批示，轰动全国。

　　文革后期，组织将我从《浙江日报》调回宁海，担任县委常委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指导员。在3年多时间里，我辅导常委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粉碎“四人帮”后，我写过的新闻人物犯了严重错误，被撤职回乡参加劳动。有人指控我不揭发，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我从县委党校调到县水利局工作。

　　我在水利工作方面是“门外汉”，但调入县水利局后，我没有忘记自己要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初衷，在向内行人学习的同时，竭尽全力为县水利事业完成了几件重大任务。

　　我利用6年业余时间(注：当年任秘书股长和工程管理所长)编纂了70万字的《宁海县水利志》，该书被选送参加“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展出后，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志书论文，刊登在全国最权威中国江河水利研究会主办的《水利史志专刊》上，并获了奖。浙江省水利系统全力推展了《宁海县水利志》编纂经验，诸暨水利局还派人来宁海取经，也赢得了各级领导的热情赞扬。

　　1982年初，我跟水利局长季正洪去东仓乡(注：现已并入胡陈乡)中堡溪流域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水土流失危害调查。在局长指导下，为水利局制订了治理中堡溪水土流失的5年规划。规划当年实施，根治了中堡溪水土流失危害，为宁波市13个贫困乡之一的东仓乡摘掉了贫困帽子。全乡2700多户，1万多人口，人均收入从治理前(1982年)的69元提高到1987年的412元，增长6倍。粮食亩产从352.5公斤提高到573公斤。规划实施完成后，省水利厅在东仓乡召开现场会。经省、市、县各级领导实地检查验收合格后，由我向国家水利部上报了《宁海县东仓乡中堡溪小流域治理之巨变》材料，经水利部等单位评审，颁发了奖杯和奖状，授予宁海县水利局“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荣誉。

　　1988年7月30日，宁海遭遇特大洪灾，损失惨重！灾后，县长要去北京向国家水利部汇报兴建白溪水库一事。我替县人民政府写了《兴建白溪沙地水军，是振兴宁海国民经济迫切需要》一文，副县长戴斯达看后对水利局长季正洪说：“写得很好。”县长向水利部汇报后，得到水利部立项认可。在省、市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白溪水库、西溪(沙地)水库相继建成，为宁海抗洪防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经济，造福宁波、宁海人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在县水利局工作了16年后退休。在这16年中，连续6年获得局级或县级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还被中共宁海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之所以能获得这些荣誉，是因为我忘不了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对我的教育，也是自己坚持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信仰，一直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