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叶祥

　　48年前，我与大个子战友在江苏省淮阴地区6453部队相识；45年后，我们在杭州市的嘉怡酒店再次相聚。

　　大个子战友名叫周沛烈，杭州市西湖区周浦乡周家埭村人，他身高1.8米多，身材魁梧，所以，全连队里的人都叫他大个子。

　　1968年3月我俩入伍，同在机枪二连二排当兵。大个子生于1948年，长我2岁。那时，因我人长得较瘦小，连队里大家就叫我小个子。大个子、小个子安排在一个排，每天吃喝拉撒、训练劳动在一起，就注定要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俩都来自农村，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我告诉他：我只读过6年书，是个小学毕业生。他回答我：我读的书是你的一半，初小还没有读完呢！

　　我说：我的家在宁海农村，那是个半山区，家里很穷的。他回答我：我的家听起来是杭州西湖区，其实在与富阳县交界处，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家里兄弟仨，只有3间茅草房。

　　我俩在一起聊家常、论世道，无话不说。更多的是谈论如何在部队一起努力，争取当一个好兵；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入党提干。

　　来自农村的人，说话没有忌讳，又特别喜欢开玩笑，还往往是各认死理，讲话时嗓门又大，就经常发生“抬杠”现象。抬杠时更是脸红脖子粗，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双方都不服输，但都不会生气，更不会记恨。争争吵吵后，双方都会反省自己的对错，俩人的友情就会进一步加深。

　　在部队3年，我们互相鼓励，也不断“抬杠”，互不服输，携手共前。我们重机枪排，行军训练背机枪架是最苦的活。机枪架重45斤，全副武装后，再扛上机枪架行军、跑步，体力消耗就更大。大个子力气大，背机枪架那是理所当前的。看到他背机枪架，我不甘落后，就向班长提出：我也要背机枪架，用重压来磨练自己的意志。班长说：你个子小、力气小，背不了机枪架。我提出：我要与大个子掰手腕，比一比力气。两个班的战友都怂恿着，想看一看排里大、小个子的掰手决战。掰手腕开始，我用足了劲，与大个子僵持了好几分钟，眼见大个子已占上风。也可能他想成全我，没有使足劲，也可能是他已使足了劲，仍不能彻底掰倒我这个要强的小个子。最后在排长的命令下，僵持中的双方收了场。通过这场掰手腕决斗，班长同意我扛机枪架了。当然，在扛机枪架行军、训练中我个子小，付出了比大个子更多的艰辛和汗水。

　　当年8月份，我因能吃苦耐劳，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又背得多、背得熟，被连队团支部吸收为团员。大个子12月份也要入团了，我就成了他的入团介绍人。年底，我俩都被连队评为“五好”战士。

　　为了响应毛主席“部队也要学工、学农”的号召，1970年初，我连接到上级命令，到夏家湖去造田种粮。夏家湖地处苏北大平原，有一望无边的土地资源，又有大运河和淮河丰富的水资源。当地的老百姓只会种旱地作物，产量又极其低下。部队要试种水稻，他们很高兴，划给我们连队600亩土地。要种水稻，先要把高低不平的旱地整平，再在四周筑起能养水的田岸；再修建纵横交叉的渠道，从大运河和淮河引水灌溉。

　　全连80多人，会做秧田、种水稻的只有来自浙江、江苏苏南的20多个农村兵。大个子在杭州农村就是个种田能手，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做秧田、播谷子、拔秧、种田、田间管理样样都在行。夏家湖农场试种水稻一举成功，单季稻亩产达到700多斤。部队为苏北农民调整粮食作物结构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部队种水稻获得成功，大个子功不可没，他很快地入了党、当上了班长，后来又提拔为排长。

　　当然，在夏家湖试种水稻期间，我也不甘示弱，每天起早摸黑，平整土地做田岸，冒着寒流下水做秧田。连续35天的插秧，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可我从来没有叫过苦和偷过懒。宁海人能左右开弓，用双手拔秧，速度之快，更让全连的战友心服口服。可惜的是我伯父在民国时期当过保长，土改时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那个唯“阶级成分论”的年代，入党、提干，早已注定与我无缘。

　　1971年3月，大个子被提拔为排长，要去地方接新兵。而我服役期已满，很快就要退伍了。

　　一天早晨，他悄悄塞给我一包东西，并告诉我：你退伍离开部队时，我不能送你了，现在送给你两条枕头毛巾，当你在家里睡觉时，一定会想起我这个大个子战友，兴许还会做梦，做梦时我俩还可以继续“抬杠”。他又说：我这个排长，就是靠种田种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伯父，说不定咱们二排的新排长就是你，而退伍的是我。霎时，我的眼圈都红了。我知道：买这两条枕头毛巾，他花了6元多钱。他刚被提拔为排长，但还没有领到过排长的职务工资，是他平时省吃俭用，从每个月8元的津贴费里抠钱，才给我买枕头毛巾的啊！让更我激动的是，他认同了我在部队3年的付出，承认我俩在部队是“棋逢对手”的好战友。

　　在部队与大个子分别后，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部队又多次换防，我俩很快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去杭州出差，也曾多方面打听大个子的消息，但都是无结果。

　　有一次，我在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培训，培训中心就在西湖边的南山路上，天天面对西湖，思念大个子战友之情更甚。在培训空隙，我找来电话黄页簿，凭想象拨打电话到西湖区周浦乡，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没有此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在另一位杭州战友女儿的结婚宴上，我终于打听到大个子战友的电话号码，我立即打电话给他。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有没有入党提干？我告诉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伯父摘去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很快就入了党、提了干，后来还成为一个县级单位的党组成员。

　　双方在电话里交谈了好几十分钟。通过电话后，想与大个子见面的念头更甚，这次在杭州战友陈明杰(宁海籍)的安排下，我俩终于在杭州再次相聚了。

　　5月9日中午，我与宁海战友刘昌杰乘动车去杭州。那天下着雨，我们入住在陈明杰战友安排的嘉怡酒店。入住酒店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大个子。我说：我把酒店地址用手机发给你。他答：手机屏幕上的字大小，我看不清楚，还是把酒店地址报给我，我用笔记下来带着，路上打听更方便。

　　晚餐由陈明杰战友作东，同时还邀请了杭州另外3名同连队的战友。6时左右，其他几位战友都陆续到了，天也开始转黑了，大个子还是迟迟没到。

　　大约6时40分左右，我的手机响了。大个子说：我快到了。我赶紧到酒店门口，一眼就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老人，正向酒店走来。我快步迎上去，一边喊叫着他的名字，一边上前拥抱着他，两人都激动得流出了泪水。那一刻，时间几乎都凝固了。酒店大厅里的客人，都惊奇地看望着这一高一矮的两位老人。他告诉我：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就立即出发了，因路线不熟一路打听，先是乘公交车、再坐地铁、最后打的，七转八转在路上花了近2个小时才赶到。

　　晚饭后，雨还在下。其他几位战友都走了，我邀请大个子留下来，住在酒店聊天，他很愉快地答应了。东道主陈明杰要给他另开房间，他坚特要3个人住在一起聊天。我们把两张床铺靠在一起，就像当年在夏家湖种田时的大统铺。

　　洗漱后，我们开始聊天。先说阔别45年后的工作、生活情况。大个子告诉我：1978年他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在周浦公社工作。开始组织上让他干文书工作，因他文化程度实在太低，就让他干别的工作。他是本地人，又有部队敢说肯干的作风，大凡乡里碰到难拔的“钉子”，都让他出面去拔，工作干得还算得心应手。他说：他提干后就结婚了，老婆是农业户口，为他生下了一男一女。现在儿女们都在杭州市内工作，儿子家有一个女儿，已在读初中；女儿家有一个男孩。他还说：因老伴是农业户口，在农村有宅基地、有田地分，在农村造的房子就特别宽敞。并邀请我们，这次一定要去他农村老家作客。

　　接下来，我们又聊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家都是当过兵的人，就特别关心军事形势。我们交流了对台湾、南海、钓鱼岛形势的看法。当然，中间少不了“抬杠”。最后一致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军事实力不断提高。近年来，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捍卫祖国的实力更加强大，祖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再不会让他人践踏。那晚，我们交谈到午夜一时才睡觉。

　　第二天上午，他陪我们去杭州茶博馆喝龙井茶，下午又陪我们去游西湖。第三天下午，我们与杭州的战友一行5人，去周家埭大个子老家作客。果然，他家单门独院的，房前屋后都种着时令蔬菜，水塘里还养着很多甲鱼。大个子安排我们在农家乐吃晚饭，菜肴都是当地的特色菜，喝的是他自家烧制的高粱烧。

　　这次杭州之行，既解了我的思友之苦；又增进了战友间的情谊。战友们共同的心声是：我们已近古稀之年，好在大家现在吃、穿、住都不用愁，今后要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老战友们要多相聚、多交流，并相约：下次相聚在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