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遵森

　　前童历史上最早的读书之处——石镜精舍，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清乾隆初年，天台名士齐周华应童氏族人所邀，为前童第四次修纂宗谱期间，曾游览石镜精舍，并作《游石镜精舍》一文。

　　当时创办读书之舍，完全缘于童氏七世祖伯礼公。伯礼公是一个有思想、有前瞻的人。他一生坚持诗礼名宗的理念；且深知要把这样的理念变成现实、代代相传，就要熟读圣贤书，以书明理。所以，竭尽所能，毅然办起这个精舍。

　　方孝孺先生在他讲学期间所作的《石镜精舍记》中这样记述：“童君之家，虽未足与富贵盛隆者比，而以礼自饬，以义自正，以经学望于后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可以说，方公对伯礼公的办学之举，给予极大的褒奖与肯定。

　　至于该读书处取名“精舍”，相对于“私塾”与“书院”来说，现今的人们可能更感陌生。其实，私塾是旧时一种开设于家庭，对学龄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堂，层次较低。而书院呢，萌芽于唐，盛行于宋、元、明朝代，有一定规模，学子也多，兼有读书、讲堂、藏书、做学问等多种功能。在汉代时，则把稍有档次的私学称为“精舍”或“精庐”，如《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其实，后来盛行的书院，就是汉代“精舍”的延伸。当时伯礼公择其名，定然有他独到考虑：若称“私塾”，未免小气了一些，也不合其本意；若命名为当时流行的书院，又毕竟是家庭私学，档次与规模似嫌不够。斟酌再三，才定此“精舍”之名。

　　有一个问题亦须说明，即石镜山麓距童氏村宅有五里之遥，且中间相隔白溪，交通不便；再者，其环境虽说不错，但毕竟是个偏僻之地，伯礼公为何舍近求远，要把读书之舍建于此地呢？

　　方孝孺先生的《石镜精舍记》如是曰：“邑士童君伯礼，既以礼葬其父于舍南之石镜山，与三弟谋合资产，其斧鬻以食，取古礼之义，于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复恐后之人未能尽知其意而守之弗变，乃即石镜之阳为精舍，聚六经群书数百千卷，俾子侄讲习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属予记其说以告来者。”原来，伯礼公的父亲、童氏六世祖释卿公去世后，葬于石镜山麓。伯礼公为了尽孝道，便在父亲墓旁筑庐，其子孙轮流为之守墓。或许怕子孙对此不能完全理解，或许顾虑子孙坚持不了而废之，故在墓庐的基础上修建了该精舍，并将六经群书置放其内。然后礼邀方孝孺先生来此给子侄讲学授课，而自己也常往听讲，施以弟子之礼。可以说，这是伯礼公的一个双赢之举，既使为父亲守墓之规不至于荒废，亦让子孙熟读圣贤之书，把他的治家理念代代相袭。

　　方孝孺(1357年—1402年)，字希直，号逊志，本邑大佳何人，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臣子，后为其孙子建文帝的老师。他可说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大思想家。

　　那么，像方先生这么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儒，是如何被请到前童这个偏僻的山村来教学呢？

　　原县文物办主任屠绍国与族人童全灿，曾合撰《石镜精舍》一文，其中曰：“童伯礼生活于元明变革时期，有感外族问鼎所带来的诗文荒废，立志收聚六经群书，用来课教子弟，重启文明。时，一代名儒方孝孺，其学术纯正，品格严谨，除蜚声乡里外，更为朝野所推重。童伯礼仰其品名，特选山明水秀的石镜山下，白溪南岸，建宇三楹，为课授弟子之所。方孝孺为童伯礼一片苦心所动，欣然受邀，执尺授徒。”

　　这一来，石镜精舍便蜚声邑内外，除了童氏族人伯礼公、伯谦公兄弟，以及他们的子侄外，还有异地的好多学子都慕名前来求学。可以说，石镜精舍因方孝孺而声名大噪，而方孝孺也因石镜精舍而倍受尊崇爱戴，敬若圣人。

　　先生在石镜精舍教学之余，为童氏家族写了许多不朽文章，如《洪武20年谱序》、《石镜精舍记》、《童贤母传》、《与童伯礼书》、《谨节堂铭》等数十篇，留下了珍贵的墨宝。同时，还为童氏首次编纂家谱，亦对宗祠制度、祭祀礼仪、纲常伦理作出了定规。此外，先生不仅对前童族人怀有深厚感情，亦热爱前童这方山水，除了为前童命名“塔峰晓日”、“鹿阜斜晖”等八景外，且在精舍四周，亲手栽下了20余棵柏树，至今存留6株，人称“方孝孺手植柏”，已有600余年历史，仍长得郁郁葱葱。方先生甚至产生了隐居石镜精舍的念头，诗云：“从君来借榻，栖隐谢浮名。”光绪版《宁海县志》也有记载：“授徒石镜精舍，若欲终身。”

　　也正因为如此，方先生重访故地时曾作《游石镜访亲友集诸公回途有作》诗，其中吟曰：“世道久凋丧，斯文难全拼。驾言山中游，来与子同盟。高斋在深谷，侧径防险行。白日亦萧散，惟闻弦诵声。”以及在《再次石镜精舍会集原韵三首》中曰：“风日淡晚秋，欣此嘉令并。贤豪昔同调，泉石非旧盟。只应念违别，忽作山中行，雄谈为绝倒，空谷腾欢声。论诗涉风雅，深夜张华灯。义交无老少，情亲如弟兄。”这些诗句清晰地表明先生对石镜精舍的留恋之情，也道出了当时精舍的琅琅书声，以及与感情深笃的弟子、文友相聚一堂，谈文论诗。

　　天有不测风云，因伯礼公蒙受方国珍“兵梢案”牵连，被明廷充军南京高邮卫，最终卒于戌所。而方孝孺先生也因拒燕王朱棣起草篡位诏书，被“诛十族”，童氏弟子亦遭“沾亲案”厄运。名噪一时的石镜精舍，终被无情岁月所湮没。正如记者王方在《石镜逾千载，精舍谁人知》中所述：“正学先生罹难，精舍也遭兵燹，学人四散，诗文遭毁，巍巍塔山为之垂首，浩浩白溪为之呜咽！”

　　许多文士骚客，到此访游亦只能用诗赋抒发情感。清代的本邑名士胡宗圣曾吟“入山寻别业，寥落枕崇冈。书忆当年聚，忠怜十族亡。草堂遗胜迹，道脉守先生。原与同游者，留心学大方。”德清人、咸丰翰林，河南学政俞樾曾吟“岩岩石镜山，童氏居其麓。正学方先生，曾此留遗躅。当日几罹十族诛，至今犹宝一椽屋。沧桑四百年，衣冠仍旧族。先哲仰高山，故家重乔木。”黄岩优贡举人、官至山东知县张浚曾吟：“逊志先生此隐身，披图凭吊黯伤神。一腔正气扶明代，万巻遗书付从人。碧血河山沉十族，白衣涕泪恸孤臣。昔年型典兹何在，精舍萧条草自春。”

　　乾隆初年，名士齐周华在《游石镜精舍记》中曾述，当时精舍并未圮毁，只不过“舍内今奉金仙”。先生对此颇有微词：“予志心顶礼，胸中盖顶礼方公，非顶礼金仙也。窃思金仙何处不可居，而必居此以辱我方公之位？”还对陪同诸君道出规划：“自今而后，请撤其像，易以方公木主，并构左右两厢，照厅重门，门额应重题曰：石镜精舍。中堂应题曰：正学讲堂。仍置六经群书，得以啸歌诵读。舍外遍植竹松桃柳，庶胜迹修而圣道也。诸君宁无意乎？予虽不敏，将榻以就矣。”显然，他有意待精舍修缮后，也仿学方公，居此教课兼做学问。

　　为完成齐周华先生的愿望，光绪十一年，邑庠生文玮公欲修精舍，亲绘《石镜精舍图》，并征得邑内外学士名流数十人为此题诗，当时可谓声势不小。但不知何故，最终偃旗息鼓。不过，精舍虽未修成，这些存世的诗赋，却颇为珍贵。

　　时至新世纪，政府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童氏族人亦着手修建精舍，仍建屋三楹，砌上围墙，大门有“石镜精舍”四个径尺大字；门楣上方所书的“治心修身”，则真实体现了精舍的教学宗旨。中堂梁楣上，悬挂着“正学讲堂”巨幅匾额，而中堂内壁，则奉方公画像，上题“忠烈明臣”。这原本由康熙帝所赐，珍贵至极，现照此复书。童氏第25代孙、经济学博士童亚辉还赋诗一首：“塔峰秀新起，石镜屋又开，伟哉正学风，万代永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