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豹

　　我母亲是潘先生妹夫严雅惠(黄埔军校书记)的内侄女，而且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她比潘先生才小九岁，所以习惯地称呼他为小娘舅。1925年夏，我母亲拿了一块长1.8米，宽0.5米的白布(俗称“帐前”)要他画一幅吉利一些的画，这可给他出了个难题，因为用毛笔画在白布上的中国画的事他还是头一遭碰到，不过他没有拒绝，一边说着“试试看、试试看”，一边就动手画起来了。听我母亲说，他画得很认真，大约画了一个时辰(相等于二个小时)才完成这幅即兴之作，图中起伏盘旋地橫贯着一株势若虬龙、节峻荫浓的苍松，画面左上角的松荫背后，以淡水墨烘染出一轮朦胧的圆月，题款为“老龙惊出夜明珠”，边款是“山门湾阿寿写”，印章似乎是“宁海潘天寿”。

　　潘天寿先生赠画于民的数量也真够慷慨，仅在故乡宁海县的范围内，就有上百幅之多。1962年，他曾登报声明要求把早年留于民间的画收回而重新赠以精品。一位叫严苍山的医生是潘先生儿时的同学，所以潘先生就特意托他代办收画之事，结果收了一大麻袋还多。不过，好多农民表示自愿交还而不要补赠。这样一来，就为潘先生解脱了大数量的“还画之苦”了。

　　还有，潘天寿绘画艺术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卖画济困”这一民间轶事中。潘先生平生淡泊自奉、仗义疏财。据说他从来没有卖过画，有许多海外华侨和外宾愿以当时的几千金乃至几万金的高价想购买他的画，可他总是坦然谢绝。然而，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他倒让人卖过二幅小品国画。

　　在六十年代初的某年，他的故乡宁海冠庄村有一个忠厚农民陪同妻子到杭州某医院治病，因为妻子病重住院而付不足医药费。这位农民在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自己从未见过面的潘天寿先生。农民向潘先生说明原委后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要借一百元钱的要求。当时，潘先生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而农民的燃眉之急又必须马上解决。怎么办？他急中生智，连忙到画室拿了二幅没有装裱的国画小品给农民，并吩咐说：“你把我的这二幅画拿到湖滨路‘杭州书画社’附近去卖，买主如果问价，你不要随便开口，让对方先说。总之，低价不卖高价卖，卖后所得的钱，你就拿去用吧。”

　　农民满腹狐疑地接过二幅画，心里直嘀咕：二张薄纸小画到底能值多少钱？就算5元一张，也只有10元，而10元钱远不够付医学费呀。农民不好明言，又不敢奉还，只好勉强地按照潘先生指定的地点去卖。

　　街上的行人看到一个乡下人在卖名家潘天寿的画时，都感到十分好奇。无巧不成书，正当人们争相围观、议长论短之时，恰巧来了一位爱画懂画的华侨。当这位华侨发现农民所卖之画竟是名扬四海的大画家潘天寿的原作时，真是惊喜若狂。当即问价：“所卖的画，每幅多少？”“你说呢？”农民反问。华侨打量了一下农民，料定卖主虽卖画而未必懂画，略作考虑后回答：“每幅人民币150元，两幅300元怎么样？”农民一听此言，简直如雷震耳，心中暗想：万万料不到两幅小画还会这么值钱，怪不得潘先生吩咐我不要随便叫价了。这时，他如梦初醒，明白潘先生的画非同小可。但到底可卖多少，心中毕竟无数，于是便索性顺水推舟地说：“这是大画家潘天寿的画，150元一幅太便宜，不卖不卖！”而这位华侨也很固执，非要此价购买不可，于是两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还是在围观人的建议下，总算到杭州书画社请来了一位专门从事书画鉴定工作的人来定价，鉴定人来了个折中，最终定了200元一幅的价格。

　　农民非常高兴地拿了400元钱正欲去医院付款，但转而一想：潘先生虽然叫我把卖到的钱全部拿去，可医药费和回家的路费总共只需100元左右就够了，余下的300元应该还给他才是呀。于是，农民又重新回到潘先生家里，把卖画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并一定要交还300元余款。潘先生却亲切而真诚地说：“我说了的话算数。你妻子生病，家里还有老少，经济困难，这点钱就作为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农民拿着400元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他望着潘先生那憨厚而温和的面孔，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潘天寿绘画艺术的人民性还体现在更多的事迹之中，以上只是择要举例而已。

　　潘天寿先生那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取向，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共同孕育了一位承前启后的“国画大家”；潘天寿先生那谦虚笃厚、淡泊自奉的为人，大气真诚、刚正不阿的个性和忠实纯朴、慈祥善良的长相，联合铸塑了一位有口皆碑的“长者形象”；潘天寿先生那“以民为本”的传统观念，甘当“艺丁”的处世态度和“绘画无私”的公学品格又合成造就了一位求真务实的“人民艺丁”。大家、长者、艺丁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潘天寿。

　　人生苦短，艺术无涯。愿“潘天寿绘画艺术的人民性”的精神弘扬后世、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