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灵恩

　　对外而言，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庵堂；于我，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少年栖身之地。这个唤作觉园庵的地方，曾是我在城南的居住之地。

　　庵堂怎么会成为我的居所？那是特定历史时期开的一个玩笑。

　　当时文革初兴，破四旧是主调，诸如与封资修沾上边的，均入清扫或打倒之列。我出自基督教家庭，自然不能幸免。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家与其他几户信教的家庭，便在红卫兵的勒令下，从坎头顶耶稣堂的家，迁往南门解放路旁一个叫觉园庵的地方落脚。

　　当时我年幼不懂事，只觉得在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很杂。大多是穿僧尼袈裟的人，有唤作师太的，也有叫师傅的。还有刚迁居进来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构成了这个院子特有的宗教风情。这当中，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走进走出，与平常市民无殊。只是在就餐前，有一个简短的祈祷仪式，以示虔诚。

　　小院子，大世界。天主教徒共3位，一男两女。负责的是位男性，类似神父的角色，小孩们叫他吴公。吴公绍兴人，讲话和气，平时在中大街摆补鞋摊谋生。

　　我有事没事往他那里跑，听他讲故事。他讲故事时，不时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用火柴咔嚓一声点上，美美吸上一口，然后，吐出一轮轮颇有造型的烟雾，那种满足感非小孩能理解。然而他的这一爱好，带来经常干咳或吐痰的副产品。我时常纳闷，有类似信仰之人，不应抽烟呀。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人在压抑与苦闷时，有一种自我排遣的方式。

　　吴公的一些小细节，我至今印象至深。他拿着别人的鞋，往机针旁一套，再穿进绿色尼龙线，一手摇着把子，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另一只手将鞋子绕着转，转了二三圈光景，将鞋子取下，娴熟地将鞋帮或鞋底拉几下，确认无误后，交给顾客。

　　随着年龄长大，我了解到，他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的专职神父。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里，他赖以服务的天主教堂被没收了，他只好以简单的手艺，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概他抽烟之习，是无奈的叹息。

　　有意思的是两位修女，大人管她们叫嬷嬷。温州嬷嬷身材不高但气质不错，人缘较好，与我母亲较谈得来。另一位黄岩嬷嬷身材较高，性格躁，脾气有点怪怪的，常独来独往。她有一手治疗眼疾的手艺，诊所开在市门头。说它是诊所，其实有些夸大，也就是个屁股大的摊位，却时常有人慕名前来就医。虽说行医不缺钱，但这位嬷嬷相当节俭，甚至到吝啬的地步，以至邻里常在背后说她。在天主教徒的三人世界里，她略显孤单，套用现在的话，叫情商低。上世纪70年代末，她谢世前一个晚上，从老家来了一拨侄儿侄女，准备她的后事。据说这一晚，她一直呆呆地望着房顶，一眨也不眨。她在望积聚起来的钱！那钱用报纸包扎，塞在房顶的椽上呢。她去世后，清理出来一本眼科教材书。我好奇地拾来翻阅，发黄的书页中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气质上佳，打扮入时，给少年的我留下印象至深。

　　她对存钱的惦记，是有缘由的。文革初期，红卫兵到天主堂去“革命”。黄岩嬷嬷的金银细软，都藏在教堂的大屋柱中，由于害怕红卫兵抄走，常对着那根柱子发呆，口里念念有词，估计是“天主保佑”之类的祈求。这个反常现象被一位眼尖的红卫兵发现，于是秘密大揭底，金货全被没收，她一下子瘫坐在地。这，也成了邻里饭后的谈资和长久的笑柄。

　　平日里，吴公作为实际负责人，显然有其领导的定力，给人办什么事总是气定神闲，从容不迫。

　　我因家住觉园庵，小时怕别人问家住何处。原因很简单，怕别人背后指指点点：喏，其家住在摆不上台面的地方！因此，我一直回避家里的确切地址，要是拗不过同学的追问，至多说“南门外”之类宽泛的地名搪塞，像做贼似的。

　　当时南门外人这个称呼，有点贫困的象征意味。在很长一段时间，南门角是宁海的“下只角”,离真正的城里人差了好几个档次，哪像现在的南门，背山面水、冬暖夏凉，徐霞客大道桃红柳绿、新住宅鳞次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