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小土豆

　　从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到《桃姐》的“老人院”，思绪总能从那些不为年轻人所知的酸楚的底层老人的晚年生活中剥离开来，联想父母和自己那看似“遥远”的晚年生活。内心有一个声音不断提醒我，养老问题会越来越严峻，道路虽曲折，但前途应是光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国家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本世纪初的“养老不能靠政府”到近年来的“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的号召，养老形势与政策变得多元。不论一线都市还是N线小城，对底层很多即将步入老年或已经进入老年生活的人而言，到底如何安度晚年，家庭养老或是机构养老，这些直接或间接影响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问题并非哗众取宠，很现实。

　　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与《桃姐》题材选取都是围绕底层女性老年生活展开叙事。《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通过外甥的口吻，讲述早年作为知青下乡的“姨妈”为了避免被社会淘汰，抛弃乡下的爱人和年幼的孩子回到了家乡上海。年老后，又怕与社会脱轨，一个人为了追赶新潮和所谓的有品质的后现代生活，忙于交际，最终被来路身份都成谜的男人骗色骗财走投无路，最终选择接受家庭养老，她心怀愧疚跟随曾经被遗弃的女儿回到了东北鞍山小城，与前夫过着年轻时自己极为不屑的生活。导演许鞍华用空间影像呈现时间的发展落差，将魔都(上海)与东北的一个小城鞍山对比起来，一个摩登大都市，一个节奏缓慢发展落后的边线小城，一前一后，空间上的位移，很自然地将极具“知识分子”气质的“姨妈”从后现代生活中拉了出来。结尾中，“姨妈”重新回到那满目疮痍污染严重的小城，啃着烧饼，在凛冽寒风中包着头巾，拿着粗瓷大碗与前夫一起卖鞋袜的戏份着实令人心疼怜悯。“姨妈”从上海到鞍山一直渴望追赶新时代，却最终被新时代和子女所“嫌弃”和“抛弃”，从魔都到东北N线小城，从一个繁华遍地的大都市回归一个颓废落后的空间里，她的晚年生活路线最终向观众铺开，晚年颓废破败的小城生活境遇与之前生活环境的落差令人倍感酸楚凄凉。那个曾穿梭在繁华都市间，高傲、挑剔和讲究的“姨妈”形象被现实彻底“摧毁”，幸福还是心酸，观众个中滋味，各有体会。

　　如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叙事基调有些浮夸，那影片《桃姐》则是“养老”叙事中的一股清流。故事围绕现代生活中，香港终身未嫁的一老佣人“桃姐”的晚年生活展开。拥挤的楼房、狭窄的巷弄、噪杂的菜场，“桃姐”与东家的衣食住行简单质朴且贴近生活的叙事基调，更易引起大众情感共鸣。故事中，佣人“桃姐”与东家少爷之间心心相惜的情感实则珍贵，正是因为如此,无儿无女的她不忍心给少爷添麻烦，第一次中风后便选择了机构养老。但是老人院里“污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挑剔讲究的她的情感获得多少慰藉，但身份、地位和家庭关系的“单薄无力”，令她没有选择晚年生活方式的权利。东家少爷偶尔的探望已经让她有点欣慰，她一直恪守佣人的本分。从社会角色来看，她是一位认真、负责、自律的工人，是一位深得东家信任和器重的佣人。从生活角色而言，她又是一位非常善良、热心肠、挑剔和多事的老太太，她好像就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世界，菜场里、公园处、老人院内都是她的身影，有时她是那狭窄的里弄间的一盏温暖的灯，在你辛苦忙碌的时候默默守候，待你安逸下来然后熄灭。有时候，她又像是一个喋喋不休的监督者，虽是苦口的“良药”但有时也令你不快。她角色侧面塑造在影片内菜场小贩恶作剧、东家少爷的抱怨言行。甚至她养大的卡卡(宠物猫)身上都有所呈现。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专门宣传德国一养老小镇的建设情况，所有的基础设施均为老人量身定做，国人看了着实羡慕得紧。虽然考虑人口基数、经济发展，“中国式”的养老模式与国外无相提并论的必要，但国外提供的养老模式和养老政策为我们所借鉴学习的内容有很多。如果大的政策不为我们年轻人所左右，但我们总能及时行动，古语“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不要再次出现，不论你的身份是志愿者，还是子女。对于为自己奔波忙碌一生的父母而言，老年生活，像“姨妈”最终选择的那样，与儿女共处一室，“摩擦不断””还是“其乐融融”？选择不“麻烦”儿女，像“桃姐”一样入住老人院……答案是开放式的，不同健康状况、生活阶层、经济基础的父母的选择肯定不一样，只是我想对年轻人对自己说，“尊老爱幼”不只是口号，人都有老去的一天，请尊重老人内心的选择，善待老人，也善待多年后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