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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心迹

——阿门《半生史》序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2018年03月05日 14:15:35

  方牧

  诗人阿门把即将出版的第六本诗集电传给我,叫我看一看写几句。阿门是三年前省作代会上才认识的,他说是宁海人,一副憨厚朴实的模样,用宁海话与我交谈,顿觉是半个乡亲,君来故乡,故乡可好?回忆我初到宁海中学教书时,阿门尚未出生,如今已届知天命之年,我们生活在同一街区,却失之交臂。他诗集中写的里巷市井、风物人情、节候时令、民俗老宅,古街石桥……我都曾亲历。“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柔石笔下的芙蓉镇,有一条流淌着天光云影的清溪,我与阿门先后经过,留下各自的足迹与心声。

  阿门这样介绍自己和他的旧居:“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街巷/两侧是历史悠久的老屋……/不大不小的店/不紧不慢的活/沿路的店家、墙弄、水井认识我/赵氏米巷一个半文半商的小子/听力差,爱打架,有过童年乐……一如现在,散发着霉味的老街/大门紧闭,一片荒凉……”宋人诗云:“池塘水满蛙成市,门巷春深燕作家。”那曾是我挥抹不去的梦中宁海啊!阿门在诗中写到的盛家街、水角凌、小米巷仍是晚清民国年间模样;南到北排列的烟酒店、理发店、裁缝店、打金店、古玩店都还在。纪念方孝孺的正学坊屹立老街中段,近旁是埋葬方氏十族八百人的义井……这些属于“国宝级”的文物,是宁海古城的历史名片。阿门是个爱怀旧的人,“想念它时/我就从南走到北,复从北走到南/似乎要用脚步把它,叫醒。”“叫醒”,这是个多么好的词,如亲人的呵护,似朋友的呼唤,从远处传来回声。历史是醒着的。它醒在历代的史志记述里,醒在当时人的口碑里,更醒在文人墨客的诗词与杂俎里。如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那石头城龙盘虎踞的高墙,秦淮河流着脂粉的腻水,高挂在六朝古都金陵的旧时明月,还有刘禹锡这首感怀伤时、凭吊千古的诗,至今仍还醒着。它把重要的文化信息保存下来,让历史成为有体温可感知、可歌可泣的存在。阿门的《拆迁记》虽然只是记录几条街区的拆迁,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它也醒着,会的。他的另一首《洪灾记》写1988年7月30日在宁海发生的大洪灾,“洪水围困南门外三四天……/跃龙山脚的大铁桥/被冲毁,范家桥头的河床、树杈/挂着上游冲下来的浮尸……”“没想到三十年后/我写这首诗/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为什么哭不出来?是欲哭无泪,是痛定思痛,重读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就知道了,因为历史醒着。而《瞬间记》大约是写2008年汶川地震,大地“只是本能地哆嗦一下”,地震过后,“水生出皱纹,被风吹平后/树木的倒影渐渐清晰/仿佛瞬间”。人的一生有无数个瞬间,这样或那样的“瞬间之痛”,是人的宿命。“世界就是这样的:有瞬间之痛/有长长的,火车运不完的爱/有瞬间的闪电,有风雨后/长长的彩虹,和蓝得要命的天/仿佛倒扣的大海。”这是阿门在汶川地震发生九年后的心祭,也是他经历了半生跋涉的开悟。五千年来,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多少大劫,大灾大难,依旧屹立不倒,埋葬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还要继续大踏步往前走,因为我们属于一个经历了长期的痛苦、思考并且已经觉醒了的民族。

  我和阿门是同时代人,生活在相隔不远的空间。时代的风吹草动都会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都曾有过这样那样“瞬间的痛”。不仅地震洪水,国难民瘼;家人的生老病死,个人的升沉荣辱,每个人有种种难言的痛苦与创伤。尽管身上有痛,但是心中有爱。有多大的痛才有多大的爱,爱生我养我的土地,爱故乡的山山水水,爱这片土地上相识与不曾相识的人,所以我们才学习写诗,学会有节律的呼喊,学会仰天长啸,慷慨悲歌,让诗承载生活的欢乐与痛苦,寄托人生的希望与梦想,一个有诗的民族才会有未来。

  读阿门这一类诗,心最被刺痛的是《留守记》:他去乡下为“朋友的父亲送丧并守夜”,“围拢来一些留守儿童”“朋友说这些孩子的父母就像/刚呼啸而过的火车去了远方”。就在这平淡的叙事里,却弥漫着巨大的社会阴影——“他们不是孤儿,却比孤儿孤单/留守,一个受伤的词/只一念/我的心,就暗了下来/一个时代的天色,就暗了下来”。我相信阿门是噙着泪水写的,把时间背景安置在“送丧并守夜”,也别具深意。“留守儿童”是个新词,是新旧时代分娩时无法避免的阵痛。当千百万农民工离开家园走向不可知的远方,去建设铁路桥梁、高楼广厦,让一座座新的城市拔地而起,让一座座公园掩绿映红,欢笑歌舞,却让未成年的子女在农村留守,这是时代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是个人瞬间的痛,而是整个社会一时无法改变的无奈与无言的酸楚。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阿门为诗集取名《半生史》,或可称作《乡土史》。宁海不仅是阿门出生地,也是孕育他诗歌最初的土壤,那里敦厚的风土人情,秀丽的山水草木,已经消逝的昨夜星辰,至今仍陪伴着他。他独语,与天地为友,与心灵对话,很多时候他似乎还生活在过往,或过往的过往,在梦里遇到过往的事与心爱的诗,成为他精神生活的支点,也为他的诗带来灵感与电光石火。这些年我去宁海,每次都会觉得宁海变大了,变高了,变新了,变美了,变得不认识了。而阿门的诗却很少涉及。他似乎是一条老宁海的蚕蛹,尚未破茧而出,却已吐出绵绵不尽的丝(诗)。诗人艾青曾说:“蚕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宁海是蚕桑之乡,有一处地名叫“桑洲”。想当年曾有许多采桑女和养蚕女,在三门湾畔融和的春阳下,既劳且作,既歌且舞。“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诗经·十亩之间》)陆放翁《游山西村》诗云:“箫鼓追随村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阿门的《半生史》所写宁海一隅,属于中华文化乡土的一部分,属于“乡愁”的一部分。所谓“记住乡愁”,就是寻找立身安命之地,寻找乡土文化的根,寻找祖先的血脉与基因。阿门说他的诗:“每一行,都是燕子在春天飞过的痕迹/每一首,都是对旧日子的又一次哀悼。”这也就是阿门之所以为“阿门”(希伯来语:诚心所愿)吧!

  但是,阿门是个内向的人,他的《半生史》约有四分之三写“自我”。曾经有过写“我”与“我们”、“小我”与“大我”的争论。试问:没有“我”哪有“我们”?没有“小我”哪有“大我”?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该属于哪一个“我”呢?阿门写“我”的内心活动甚至私秘。只从诗的题目看:《失眠记》、《阴影记》、《住院记》、《担心记》、《犯错记》、《偷窥记》、《约会记》、《孤独记》、《自画记》、《脆弱记》、《错觉记》、《冥想记》、《恐惧记》、《忧郁记》、《耳鸣记》、《悔恨记》……使人感受到他内心的困惑与忧惧,沉重与无奈,纷乱和焦灼。除了他早年失聪造成的个人与家庭原因外,这些都是人到中年各种社会因素的矛盾交集。中年面临人生的歧路,刚过半程,前途茫茫,需要重新选择。清人黄仲则诗云:“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阿门的《霞客记》说:“一袭长衫,和草木对话,与万物为邻/古道边咏怀,山泉边痛饮/听风念经,看白云盘坐山顶。”那是诗人浪漫的说法。就普通人而言,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要考文凭,评职称,求升迁;有的则结婚离婚,创业择业,炒股炒房,生存委实不易!或说这个社会似乎患了焦躁症,其实那是就大多数中年人而言。他们忙碌于职场、商场、官场、文场乃至情场,总是栖栖惶惶,步履匆匆,孔席墨突,不得安宁。如今的中年人,暴富暴贫,大起大落,是个充满危机感的社会群体。建功立业、勇攀高峰有之;腰缠万贯,养小三、小四有之;铤而走险、锒铛入狱有之;未老先衰、暮气沉沉有之;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更有之。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中年综合症,换一种中性的说法叫《中年心迹》。阿门在43岁那年住院,把组诗《中年心迹》投给《人民文学》,获了奖,因祸得福。自然也有因福得祸者。阿门在诗中多次说要把世事看淡,真要看淡也不容易。他在许多首诗里袒露自己的缺点与过失,羞愧与歉疚,自责和悔恨,这很需要勇气。当今文坛有几人不为贤者讳,不为自己讳呢!阿门在《耳鸣记》里写道:“前半生,它一直没有叫/我以为这只鸟,老了/想不到前天头痛,刚葛优躺/它没命地叫起来……恍若外界的叫声,也/来自它,卑鄙却堂皇。”卑鄙与堂皇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词,又怎么能交集于一身?阿门所写的涉及一种畸形社会心态。这种心态与积习由来已久。诗人北岛说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与堂皇应该区分,正像犯人与法官应该区分那样。阿门自称是个“有病的诗人”,他不仅耳聋重听,他的孤独与恐惧似乎与生俱来。他在《恐惧记》里写道:“我出生次年,‘文革’发动/躲在门缝里看见一群人/持棍殴打……恐惧的种子/在两岁不到的眼里埋下。”他的内向性格显然与童年看到的那一幕有关。比阿门更早出生的一代人或两代人,都曾经历过“文革”的恐惧,由此形成的社会病态,也不是一代人或两代人能够彻底消除的。阿门这本诗集既然以“史”命名,包括个人五十年生活史与心灵史,直言不讳,应该具有史料价值,与地方志与国史接轨。阿门在《剿劣记》写道:“一条河在流泪,一条鱼在流泪/它们找到了回家的水路/流水声叫醒了更多的江水、河水、湖水/它们有了奔向大海的梦想。”我以为这正是《半生史》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阿门的《中年心迹》偏于低调,色彩略显灰暗,反映了他们这一代草根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大时代,即使雨过天晴,也不都是遍地鲜花,一路阳光。天空还有雾霾,山头还有积雪,地上还有积水与泥泞,坑坑洼洼的道路有待重修,滋生孑孓与蚊蝇的河道有待清理。尤其思想的拨乱反正,大河奔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思想既是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又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阿门从“自我”的角度睁大眼睛感受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和世界的变化,身受亲历,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乃至六神不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有个著名论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给经济重新定位,寻找新目标,制定新的政策与策略,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人到中年,也会遇到相似的“陷阱”。阿门说:“时间之间没有空隙/如果可能,请向时间学习修补术/——用余生修补半生的裂痕。”“用半年的时间解决后半生的事——/他们用特殊的阳光逼退抑郁的阴影/让日落,翌日有日出的可能。”阿门很狡狯,虽然他说了那么多厌倦、孤独、脆弱、憎恨之类泄气话,但他找到了一个“隐身者”:“16岁那年,平淡的生活之余/我遇见了另一个自己/我给他取名阿门。一个隐身者/……至半百才看清,这仅是替身。”这既是对自身过去的否定,又是对否定之否定。“如果雪花知道自己不是花朵/如果阿门知道自己不是阿门”,后半生他将会怎样呢?有些人只知道苦修来生,殊不知这世界只有日落和日出,来生即为此生,此岸就是彼岸。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区别只在自己,通向未来的路就在脚下。

  阿门的诗属自由体,形式自由放纵,但是有节律,有顿步,诗句的组织与剪裁有一定之规。既画地为牢,又异想天开;既魔幻,又写实;既传统,又现代。从诗的内容看,似乎可以接轨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写的“食”与“事”都与草民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有采风制度,国家设立《乐府》,广泛采集里巷歌讴,民间谣谚,由此体察民风人情,纠正政事得失。阿门这本诗集当在可采之列,不知采诗官有此眼光否?阿门是个接地气的人,他对节候时令、气象变化特别敏感。他写桃花,写立夏,写梅雨,写台风,写中秋,写冬至……各有可圈可点之处。我最欣赏的还是《小满记》和《白露记》。《小满记》全诗十二行,分五小节,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在家乡的山路上/遇见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小媳妇。”第二节看似平淡,却是关键所在:“去年也遇见过,在初夏/她说她叫小满,从古代来。”哦!夏历的传统,时令的特点都有了,时空有了张力,下文便得以展开。最精彩的在第四、五节:“二十四节气里无大满,无蜜月/小满有骨气,不等不靠/把自己嫁了五月。”“生了红樱桃,又生了黄枇杷/一女孩一男孩,恰恰好/小得盈满。”读到此处,不由得使我记起宋人蒋捷的《一剪梅》:“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但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构思。《小满记》娓娓道来,层层递进,纯用白描手法,一个古代村女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心喜,所以我几乎把全诗都引了。《白露记》也写一个古代女子,全诗六节,每节都用“不过是”领起,虽然整齐,却显得拘谨,不如《小满记》自然灵动,轻盈曼妙。其中有一节写得很美:“不过是一个姓白的女子/露珠一般,从诗经里/滴下来,渗入内心的样子。”读者一下子就能找到她的源头《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个伊人是中国文学史最早出现的美女,与农事节气白露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诗歌永远的爱神。另一节则充分表述白露的节候特点:“不过是幸存的草叶与花朵/忙完人间事,抬头看大雁南飞/乡愁鸣叫,不知所措的样子。”只要你在农村待过,或现今就在农村,当白露时分,去田野感受乡土的氛围与心情,你就能知道他的白描功底。

  中国的新诗才满百岁,对于有三千年诗歌史来说,尚处于童稚学步阶段。新诗究竟应该怎么写?正需要阿门这样虔诚的诗国朝圣者进行不懈的探索。阿门把诗集题作《半生史》无疑是具有新意和深意的。时易世移,质文代变。诗的形式可以与时俱新,但是“诗言志”的本质与功能不能变。阿门的《半生史》以事为经,以情为纬,言为心声,展示了当代一部分人复杂的“中年心迹”,正处于化蛹成蚕的蜕变过程,给社会一个提醒,也值得爱诗者与写诗者一读。

  2017年11月于听涛居(作者系著名诗人,评论家,浙江海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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