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

　　父亲离世整整二十年了，几次想写他，几次都在思绪中深陷，没能写出文字来。

　　我家老屋东首是村里的老街，老街形成在什么年代已经无法考证，一条排水沟从老屋门前流过，每隔一两个月，便有污泥积满水沟。有污泥，便要掏，一则通水，二则污泥可以给庄稼地施肥。记忆中，父亲常掏那水沟，淘污泥时，宽板锄头与石子沟坎碰撞的声音，总是在天刚亮时，在我的睡梦里响起。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在鸡叫头遍时起床，挑着粪担或沟泥和杂草堆烧的灰担，出门去田里。等我起来吃早饭时，他也从田里回家，挑回来各种地里收割的蔬菜瓜豆。吃过早饭，又照常去参加生产队记工分的劳动。父亲起早摸黑偷偷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大小，使我们六个兄弟姐妹能够温饱。

　　除了种地，父亲还拗过米面，烧过蛎灰。拗米面，是用大米烧成饭，装进大木块制成的面筒里挤压，米面筒直立着，上面有圆形的压木，扣进米面筒里，利用压杆的杠杆原理产生强力，把米饭结成面团，通过面筒底部的出面孔挤出米面来，村里人称拗米面。父亲请人打了灶头，借钱盘来了米面筒。米面可以悄悄拗，但卖米面或大米换米面是要公开的。好景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队来了，无论父亲怎么恳求，还是拆了灶头，没收了拗面筒。

　　父亲拗米面反而空了债，又想到烧蛎灰，不敢再搞个体，便以小队的名义建个蛎灰窑，然后父亲与另一位我叫兴土伯的人承包烧蛎灰的生活。村边海港底里沉淀着海蛎壳，叉壳船用长长的毛竹下加个网兜，把海蛎壳叉入网斗中，往船里倒，然后卖给父亲的蛎灰窑。蛎灰窑设在海边塘岸上，父亲要从海堤下挑蛎壳上五六米高的塘岸。蛎壳按比例拌柴炭，一边烧一边一层一层加料，工作量很大，从早上太阳上山到下午太阳下山，一窑蛎灰才烧好。烧蛎灰很苦，但只要有钱挣，父亲从来不怕吃苦。过度的辛劳让四十几岁的父亲看上去像个老头子。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每日只知道海滩上捡鸭蛋，放蛎灰窑里烧熟，乐着吃，眼里看不见父亲养家糊口的辛苦。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穿着一件已经发白的蓝色卡其衣衫，领口和袖口有许多补丁。出门劳动时，父亲脚上穿一双车胎鞋，是那种用手拉车橡胶轮胎改做的鞋子。车胎鞋比草鞋牢固，可以说是草鞋的升级版。布底布鞋是过年过节或走村访友时才穿的，很少看到父亲穿它。

　　父亲做过村里小队长。那时候小队是实体，社员出工记工分，分红粮食和副业收入，大队掌握山林海塘等。村里共有四个小队，小队就是集体大家庭，小队里的农民叫社员，社员们一同种田种地，共同分享劳作成果。队长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是小队里的带头人，要安排田地里种什么怎么种，负责副业组三条木帆船运输经营，安排一年木帆船小修，三年木帆船大修。还有小队里的耕牛饲养，柪棚水井设施也是大事，不能随便。作为队长，父亲总是亲自带头劳动，全小队的温饱生活都要靠他当家作主。

　　父亲是三国迷，也只会讲述《三国演义》。父亲身边一直有《新华字典》和《三国演义》两本书。村里人热爱听宁波走书，但讲走书得请外地人来，要付工夫钱，请不起。父亲便在夏天的晚上，在村里下街头给乘凉的街坊邻居们讲三国故事。那时，听我父亲讲三国故事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许多人都会带着自家的竹椅子，等在我家门口，听我父亲的三国故事。

　　父亲不喝酒，会吸烟，虽然吸的烟很低档，但为了保证有烟吸，会偷偷藏点私房钱。那时候真穷，有一点点现金，母亲都要安排全家的生活急需。每当发现父亲的私房钱，母亲总会严厉指责，也因此而吵架。父亲不会吵架，吵架时，父亲说得最重的一句话便是“你这个下洋顾人的囡”。外婆是下洋顾村人，当父亲说“下洋顾人的囡”时，母亲就会非常委屈和难受。但现在想想，这样的话也算不上是骂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听到别人说“你这个下洋顾人的囡”这句话时，恍惚总觉得是父母在吵架。

　　现在，父亲已经走了二十年了，父亲离世是因为冠心病。当时，也怪我们兄弟姐妹不够重视，医院医生也欠说清楚。那次犯病时，我们将他送医院检查治疗，没什么事，便让他回了家。可没想到，回家后，突然半夜再次发作。父亲发病后，大哥先到父亲身边。大哥告诉我，父亲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我没有亲耳听到父亲的这句话，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担心我和他一样直来直去的性格。二十年来，每每我遇到什么事，我总会想起父亲的那句话，想起父亲穿着蓝色卡其衣衫、轮胎鞋的样子。想到这些，我就愧疚不已，愧疚自己又让父亲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