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略

　　三门湾，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以其兼具“山海之利”的独特地理优势，在五代十国至北宋期间，崛起了一群开拓东北亚海上贸易航道的三门湾航帮人。

　　一

　　公元7世纪至9世纪末，日本为了向唐朝学习律令制度，同时为满足其上层社会的需求，进行朝贡贸易，设立了“遣唐使”机构。经过260余年频繁交往后，唐朝经“安史之乱”，国力迅速由盛而衰，公元894年日本正式废止了遣唐使制度，原经朝鲜半岛的海上航道(史称北路)，就由南路江浙沿海的民间航帮取代，直航日本和朝鲜半岛。

　　与战乱频发的中原大地不同，地处东南沿海的两镇节度使钱镠，伺机割据两浙十三州，于公元908年自立为王，国号“吴越”。吴越王推行睦邻邦交、保境安民国策，鼓励发展丝绸和农业生产，并在沿海多处设立“博易务”，推进海路贸易。沿海港口，一度出现帆樯鳞集的盛景。

　　二

　　三门湾畔的先民，在江浙闽沿海亦航亦商的历程中，熟知冷暖洋流、春秋季风的规律，凭借先进造船技术打造的“大海船”，不失时机开拓了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通道。

　　宋王朝统一中国后，“偃武修文”，致力于经济复兴，倡导海上民间贸易，相继在杭州、明州、广州及后来的泉州等地段设立“市舶司”机构。三门湾港口埠头一时帆樯云集，艨艟连翩。《宋会要、食货一八》称：“大商海舶，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宁海县赋》谓：“其海则停纳万流，纵长四渎，控直港于稽鄞，引大洋于温福，出乌崎，睇日本，睇阳谷。”日本的《续国史实录》等众多史籍记述：三门湾航帮的船队，满载当时日本上层贵族争相追求的香、药、茶、瓷、锦、苏芳等；汉地货物三五成群，一周就能到达日本的值嘉岛和博多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根据散见于日本各地的史料、僧籍、家谱及日中文化交流年表，编撰了史料翔实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证实当时三门湾船队“有的隔年，有的当年返回，所用的多是能乘百人、两头尖而高，称作绿眉毛的木帆船”，从日本运回砂金、硫磺、水银、木材和手工艺品等物。得到航运之利的日本官方，也在九州的博多港设立专门接待航帮的“鸿胪馆”，在靠近京都的敦贺也设有“松原客馆”。

　　据资料，三门湾航帮船队，在北宋初期往返日本进行贸易、宗教活动达70余次。

　　居于天台山的智顗大师创立佛教天台宗，被日本游学僧最澄和其弟子义真传回日本，此后历代日本的天台宗僧人到中国拜谒祖庭，大都由三门湾航帮队帮助往返，其中日本国僧奝然最具代表性。《宋史》云：“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泛海而至……太宗召见，存(赠)抚之甚厚……二年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归其国。”由宋太宗所赐、经航帮船队运往日本的旃檀释迦立像，宋朝花了12年时间刻印的新版《大藏经》，被日本社会视为国宝，至今仍珍藏于清凉寺内。其中由周文德船队带回、送达天台国清寺的有日本高僧源信所著《往生要集》、《一乘要诀》，日本延庆寺高僧良深的《观音赞》。两年后，周文德又率船队到日本时，还在“鸿胪馆”写下400余字的书信回复源信。这期间，入宋的日本僧人有20余人。高僧奝然还向宋太宗进献了《王年代纪》、《职员令》各一卷，并详细阐述了日本自神话传说到天皇系谱、官职设置、中央和地方的地域划分，使宋朝朝野第一次全面了解日本的历史和民情，引得宋太宗感慨万端：“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

　　当日本上层贵族和学术界人士为“波高无泊(舶)，难通中国。上国(北宋)之风绝而无闻，学者之恨在此一事”之际，正是这些民间的三门湾航帮人，义无反顾担当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