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静

　　那年我19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宁海城西小学。去城西小学，是因为老校长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他说看到留城的名单里有我，便向教育局要了去。周老师那时50来岁，国字脸，架一副厚厚的眼镜，一米七几的身板笔挺的，常穿夹克衫，拉链端端正正地拉到第二粒衬衫扣处，整个人看上去干干净净非常文气。周老师是多年的学校校长，所以我们都叫他老校长。

　　城西小学大门朝南，进了大门是个操场，操场中间有条石子小径，小径那一头有一排矮平房，这里是老师的办公室、仪器室以及杂物堆放室。平房的对面就是教学楼。我记忆最深的是平房和教学楼之间有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两个小花坛，里边种了几棵月季。

　　每当春风一吹，阳光一暖，老校长就拿把剪子围着花坛转。昨天剪掉残枝今天剪掉败叶，似乎总也修剪不完。有时他也不剪，只是背着手盯着月季看，凑近了看，离远了看，怎么也看不够。每当这时，我就会凑上前去找话闲聊，他也不再有往日的严肃，而显得亲切随和。

　　很快月季就开了花，花瓣特别大，颜色特别艳，片片都像绸缎一般，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晕。它们就开在我的窗下，推开小阁楼的小窗，就能闻到它们在月色里散发的迷人芳香。我总想趁着月光来偷一朵插在那个小巧的花瓶里，可我又不敢。我怕老校长数过那些花儿，要被他发现了，会像训学生一样训我，而我还像学生时候一样敬他。不光是我，学校里谁也不摘那些花儿，任它们在枝头自由地绽放着。唯有月季凋谢之前，老校长才会亲手剪下来，一朵一朵地送给我们。我把花插在花瓶里，深夜里能听见花瓣从枝头凋落的声音。

　　细想起来我不摘月季的主要原因还是月季对我的诱惑敌不过我对老校长的尊敬，一旦诱惑够大，这尊师的小船说翻就翻。

　　比如那个电话机。

　　九十年代初期，电话机尚不普及，更别说手机了，也不是没有，有那种砖头一般的大哥大，见都少见，更别说摸上一把。这远不是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所能想的，我能想的就是老校长每天上班的时候不要忘了打开关电话机的小门。

　　学校有两个大办公室，两个大办公室之间隔一堵墙，墙壁凿开一个洞，两边各安一扇小木门，电话机就在这木门里安了家。老校长跟我不同一个办公室，电话机就在他身后的墙壁里。他每天早上用钥匙打开他那边的门，然后拔掉这边小门的插销，向外推开。

　　全校就这么一个公用电话，电话铃声会不时响起。每次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数数，“一下……两下……三下……”，只要三下没人接，我立马就从椅子上跳过去抓起话筒。找我的电话很少，可我总觉着每次铃响，都会有一个少年在那头急着向我表白。当然我总是失望大于希望。就算有电话找我，也不能多聊，两个大办公室，二三十个老师，几十双眼睛全看着，几十双耳朵全竖着呢！说话声音大了，就没秘密了，说得轻了，肯定就暧昧了。只能有事说事，没事挂电话。可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我对电话的热爱，每次电话铃响，我还是会抢着跑过去，对着话筒有礼貌地说“喂，请问你找谁”“请稍等，我帮你去叫”。那乐趣，岂是现在人手一个手机所能体会到的。

　　对电话的热爱使得我总盼着老校长早点离校，每当看到校长推着他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消失在校门口的时候，我就心花怒放，这偌大的校园这放学以后安静的校园就是我们这几个住校老师的了。我们可以在晚饭后约着去办公室煲电话粥了，打给一个他，好好说说人多时候不能说的悄悄话。

　　可是老校长记性那个好啊，他放学回家之前总不忘拉上小门，别上插销，锁上小锁，揣走钥匙。他管那部电话机就跟管那几棵月季一样，都当成他们家的小闺女了。真正气煞人！但这也难不倒我，找一根铁丝，折一个小弯角，从门缝里塞进去，摸索到插销，再转动角度向上一提，这校长的小闺女就被我轻而易举地拱开了。接下来的漫漫长夜里，我和我的伙伴一个打电话一个放哨，想打给谁就打给谁，想聊多久就聊多久。聊过瘾了再按老样子摆好电话机，听着插销入扣的声音，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原以为这事我们做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的，直到有一天我听着隔壁办公室里财务和老校长就电话费问题嘀嘀咕咕的，这才知道事情败露了，吓得几天都没敢正眼看他。不过这一切终究还是没逃过他的追查，某日他见着我的时候，皱眉头，瞪眼睛，嘴巴一瘪，挤出三个字“讨债鬼”。我赶紧舌头一吐，头一低，溜之大吉。幸好他是我的老师，他还像以前一样护着我，没在大伙面前出我的洋相。

　　再后来老校长换了个电话机，机身泛黄，一看就是年代更久远的古董。这话机中间有一个圆盘，圆盘上有一个个数字孔，每次拨号的时候要把食指插进数字孔里，带动圆盘向右旋到底，待圆盘复归到原位再旋下一个数字。老校长对电话机的管理也更严格了，他下班之前不但锁了小门，还把圆盘数字孔也给锁了。这下，我纵然打得开小门，也奈何不了它。为此，我们几个很是苦闷了一阵子。

　　这一招老校长肯定也是谋划了好久的，可他真的没想到我很快又破解了它。拿起话筒，对着那个话筒搁架敲击，5就快速敲五下，6就快速敲六下,每个数字之间要有短短的间隔，但又不能间断。这是门技术活，一开始总是失败，不是心慌意乱记错了号码，就是手忙脚乱断了电波，为了更准确地把号码拨出去，我这食指就没闲下来过，白天敲桌子，晚上敲话机，终于练就一身过硬本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次成功拨通电话之后，我就非常得意，这要是在战争年代，我肯定就是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啊。

　　就这样，我们瞒着老校长的眼睛，在他锁好话机扬长而去的一个个夜里，仍躲在办公室里与电话机作战。安静的校园，温暖的灯光，悦耳的敲击声，这一切都像那些盛开的月季花一样动人。

　　我在城西小学待了两年，两年之后我去了长街小学支教，再三年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回去。一开始，我也常回去看看，看看老校长，看看那些美丽的花儿，周老师仍会笑着叫我“讨债鬼”。再后来，城西小学扩建了，周老师退休了，手机电话也不再是稀罕物了……很多年后的一天，我站在围墙外往里望去，校园内陌生得再也寻不着往昔，这才明白，城西还是城西，城西也不再是城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