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6-12 ） 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法治

□　本报记者　刘子阳

“村民之间发生大额借款,最好签订有法律效力的借条,这样一来,哪怕以后出现纠纷,大家也不会相互扯皮。”近日,在浙江省宁海县下畈村“乡村法律课堂”上,律师杨建员为村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法治建设根基在基层、难点在乡村。但在下畈村,法治思维已经深深植根于村民心中,这还要从一份权力清单说起。

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如何界定、侵害农民利益的“苍蝇式”腐败怎么防,这曾是困扰下畈村的难题。2014年,宁海县组织4个乡镇的1000多名村民代表,制定出村级权力清单“36条”,基本实现村级权力全覆盖,明确“清单之外再无权力”,使村干部做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老百姓对村里的各项决定心中有数、明明白白。

建立“百姓说事点”、培养“法律明白人”、制定“权力清单”……近年来,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奋力谱写法治乡村建设新篇章。

创新形式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山水相连,两地之间通商历史悠久,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大力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突出培育独具特色边关普法工作格局,夯实中越边境乡村普法治理基础,在千里边境线上绽放法治和谐之花。

70岁的黄志识是靖西市一名退休教师,平时爱唱靖西的下甲山歌,而他唱民歌的内容之一,就是宣传宪法:“村民们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有的听不懂普通话,有的看不懂法条,我们就用靖西土话唱出来,村民们不仅爱听,还能记得住。”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把矛盾和隐患扼制在萌芽状态,是广西各级司法部门践行的法治初心。边民的矛盾在哪里,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让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和务工者以及去国外投资的中国人,都能安全顺利生产生活、投资经营。

法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江苏省于2011年率先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法治文化进乡村、进社区,融入群众生活,融入乡村振兴,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主动性自觉性。

目前,江苏建有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568个、市县镇村法治文化阵地1.3万余个。累计创作法治戏曲剧本9000余部、法治故事1.4万余篇、法治书画摄影3.9万余幅,有效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法治建设的内生动力。

运用新技术互动体验,搭建新时代普法惠民“连心桥”；研发新媒体普法游戏,打造新时代普法惠民“开心锁”；推广菜单式普法App,淬火新时代普法惠民“金钥匙”……与传统的走村入户不同,陕西省以创新普法方式方法为引领,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大力实施创新普法依法治理提档升级工程。

通过在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网络普法和菜单式普法等普法实践中大量植入现代新媒体新技术,陕西全面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为实现经济社会追赶超越发展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用好村里的“法律明白人”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需要更多“法律明白人”。近年来,江西省司法厅组织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推动广大基层农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截至目前,江西省农村“法律明白人”参与法治宣传54.5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8.5万件次,参与社会事务管理8.1万件次,引导法律服务6万件次。226万名农村“法律明白人”活跃在基层法治宣传和法治实践一线,有力推动了基层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成为乡村治理的一道美丽风景。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期,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如何进一步提升基层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成为摆在广东司法行政人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2012年,广东省司法厅在认真分析基层矛盾纠纷、社会治理情况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开展律师进村(社区)活动。截至目前,村(社区)法律顾问律师共为村(社区)两委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超过191万人次,提供代书1.7万多份,代理群众参与诉讼和实施法律援助超过6万宗,有效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四川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在法律援助、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方面的职能作用,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优先安排贫困县法律援助接待大厅建设,加快贫困地区“12348”法律服务热线升级改造,畅通贫困群众法律援助绿色通道。连续8年开展岁末年初为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活动,累计讨回欠薪10.7亿元。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浙江历来高度重视法治乡村建设,早在1998年,宁波市便开始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的探索实践。迄今,共培育2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59个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

2009年,象山县西周镇杰上村为解决因水库引水工程造成的赔偿款分配难题,尝试通过“村民说事”来化解矛盾,最终顺利解决了这起群体性纠纷。

以此为肇始,宁波市推广建立了“村民说事”制度。借助“村民说事”平台,基层干群最大程度凝聚共识,最大范围集聚智慧,求出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目前,“村民说事”制度已覆盖全市乡村,加快形成村民民主参与、村干部干事担当、权力规范运行的乡村善治体系。

近年来,浙江省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涌现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桐乡“三治融合”、象山“村民说事”等一批先进典型,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法治乡村建设之路。

针对我国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民生诉求增加的实际,吉林省司法厅深入开展经常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2011年,舒兰市司法局排查矛盾期间发现村民们经常“扎堆”在小卖店、医疗站、棋牌室、彩票站等场所闲聊说事,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各村屯、社区依托群众经常聚集场所建立“百姓说事点”,选聘信息员,让群众通过“唠家常”形式,把看到的、听到的社会问题、矛盾纠纷、诉求意愿等社情民意在“点”上反映出来,开创了真实反映社情民意、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模式。

村民说事的小平台,带来了基层社会大平安。“百姓说事点”工作开展以来,吉林省通过“百姓说事点”收集各类民生信息50余万条,化解各类纠纷40余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