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巧琼

　　上世纪90年代，那年我十岁，是名小学生，每天的任务是：上学、放学、回家吃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直到某一天，我回到家，发现饭桌上没饭，母亲也不在，只有父亲在厨房忙活，一问，才知道，母亲扫盲去了。

　　我所在的村庄，叫徐家村，隶属于西溪乡，是整个乡里人口最多的村庄。1991年，安子介扫盲法开始在全国推行，我们徐家村，有幸被列为宁海西部的3个试点村庄之一，母亲因为读过书，又是村里的干部，就被拉了去，当了校长。

　　在宁海范围内，徐家村算得上是比较偏远的农村了。村民们除了务农之外，有做生意的、种毛竹的，读书的人不多，因不识字，吃过亏，也闹过笑话。一位金大哥去上海出差，看到别人买报纸，他也跟着买了一张。回来的火车上，打开报纸一看，上面车子都是四脚朝天，顿时大喊，啊那类，今天的车祸这么多啊。旁边的乘客扭过头看了看，说，老兄，你的报纸拿反了。

　　村里要办扫盲班的消息传出来以后，金大哥就抢先报了名。但除了少数几位，响应的人并不多，怎么办？只好上门做工作。

　　母亲有个手电筒，有我的手臂那么宽那么长。每次停电，手电筒就成了紧俏货，我和弟弟抢着用它。但自从母亲开始扫盲以后，我和弟弟就与心爱的手电筒，失之交臂了。那时候，村里没有路灯，倒有很多狗，生人一靠近，就叫得特别响。此时，手电筒可以照明，也可以打狗。

　　报名念书，好是好，但天天要坚持，家里小孩多，活计多，做农民的，哪有这么多时间呀？面对扫盲动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顾虑。母亲总是这样劝他们，年纪轻轻的，多读点书，以后路数也能广一些，不种地，还可以去厂里干活啊，又轻松又有钞票赚。

　　母亲一番苦口婆心，终于引来许多人报名。开学那天，一点报名表上的人数：60多，母亲高兴。负责教学的是两位老先生。法连大伯当过校长，是村里辈分最大的长者之一。还有一位陈光大(音)，来自黄坛教委，当时50多岁。接到上级部门的安排后，两人二话不说，拿着《安子介现代千字文》，投入到紧张的教学中去，两三年来，从未间断。

　　法连大伯是位斯文人，无论说话还是做事，总是慢吞吞。但自从加入扫盲的队伍后，他的生活节奏就快了，每天吃晚饭时，我总能看到一个身影，脚不着地，从我门外滑了过去，直冲学校。陈光大老师平时住在黄坛镇上，离徐家村有好一段距离。“入伙”以后，白天忙着教委的工作，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往徐家方面赶，连饭都顾不上吃。

　　两个班，每班30几人。从10岁到60岁，都有。农村人爱闹、爱聊天，可奇怪的是，30多人一班的课堂上，除了老师的讲解和轻微的翻书声，却听不到其他一丝声音。所有的“学生”都齐刷刷地望着黑板，生怕漏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知识。

　　传说中的“安子介扫盲法”，也叫劈文切字法。老师拿出一个字，把它分开来解释，再合起来解释，分析这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比如“男”，由“田”和“力”组成。当农民的，当然要靠“田”吃饭了。老师问，那么，在田里出力最多的是谁呢？男人还是女人？大家异口同声地喊，男人。老师就说，对，男人。男人田里出力多，所以一个田一个力。大家懂了吗？大家又回答，懂了！

　　在两位老师的带动下，大家每天认识好几个字，回到家，又继续指着字读、练。一个学期下来，学员们都能认识好几百个字。学期还没结束，大家又找上校方，但这次不是诉苦。

　　下学期还办不办啊？

　　再办一届嘛，让我们多识点字嘛。

　　读过书的人，又去拉拢亲朋好友，一起来读。一时间，大庙坪、沙地，甚至隔壁乡镇的村民，都聚集过来，当起了读书学生。就这样，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村里共办了三年的扫盲班，受益人数近200名，经测试，基本达到初中文化。在这200人的队伍中，出了村长村支书，出了厂老板，还出了县人大代表。更多的村民凭借着学到的文化，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而母亲，也在后来获得了省政府颁发的“巾帼扫盲奖”，还被村民评选为县市级人大代表。母亲说，个人荣誉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么多的村民，因为《安子介现代千字文》找到了这一世要走的路。

　　(新华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