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奕

　　1983年的春天，对我的父母来说是人生中无比欣喜的时刻。22岁支边、在黑龙江奋斗了14年后，终于可以排除万难一起回宁波工作了。天知道他们从恋爱到结婚走了8年(一个生产大队里认识的队友)，在黑龙江两地工作又4年，都不敢要孩子。用父亲后来的话说，他们的结合是毛主席介绍的，他们的回乡是邓主席批准的。

　　父亲回到宁波后的单位是宁波七中，那时分给他的教工宿舍只有一个房间，大概10平方米，房间里空空落落，只有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容人安寝，但父亲母亲都乐观，父亲说，没事，我们好好工作，总会攒下钱买其他家具的。母亲也说，我们还有从黑龙江带回来的书，这些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就这样，几乎从一无所有开始，到了1984年，同是中学教师的他们终于攒到了钱，给这个小家添置了一个五斗橱、一个大橱和一张写字台。

　　1985年上半年，我出生了，我出生后，让10平方的家变得拥挤不堪。正当父母为房子的局促发愁时，到了10月，父亲的单位居然分房了，这是国家的政策，单位的福利。这个好消息砸到了父亲头上，可把他和母亲乐坏了。于是，才出生大半年的我幸运地跟着父母亲一起搬进了16平方米的新房子。

　　新房子在镇安巷，虽然仍旧是一间房子，但好歹比之前的房子大了6平方米。而且因为收入有所提高，为了我的教育，在不新增家具的情况下，家里添置了一个400元的收录机和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两样家电，母亲不舍得，可父亲却说，再贵也得买，孩子的教育不能省。为了方便照顾我，慈城老家的奶奶也搬进了小家，祖孙三代人挤在一起，共同养育着我。16平方米的房子虽然小，可有音乐听、有电视看，其乐融融。我们家此时的房子，正如钱钟书在《围城》里说的那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四年后，也就是1989年，又一个喜讯掉到了我们家。母亲所在的单位(原十九中)也要分房了。那时的政策是事业单位福利分房，已经有房的正式员工可以用现有的小面积房屋换更大面积的房屋。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件莫大的喜事，毕竟随着我的长大，祖孙三代人住一间房，是有点挤了。

　　于是，1989年7月，我们再次满怀欣喜地搬家了，从镇安巷搬迁到了竺家巷，房子的面积从16平方米扩大到了28平方米。最让我父母开心的是房子终于不是一间，而是两间了。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那时父母亲每天晚饭后都要花很长时间备课。有了两个房间后，在需要独立思考之时，他们就会一人一个房间，在书本上批注或查阅资料。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独立空间简直是莫大的幸福。

　　也就是那段时间，随着收入的再次提高，我们家用积攒的钱陆续添置了许多新家具和家电：沙发、小写字台、洗衣机、29寸彩色电视机……在我们的感觉里，这似乎已经是这辈子能过到的最好的生活了。可随着城市建设脚步的加速，几年后，我们又要换房了。

　　1994年，我们居住的地方面临原拆原造，简陋的平房将变成现代化的高楼。就这样，从1994年9月开始，我们一家人挤在学校非常简陋的过渡房里，等待新房的建成。过了4年，我们终于搬进了新的居民小区，住进了装修精美的居民楼中。我第一次享受到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第一次觉得两室一厅的房子真大(尽管实际面积只有38平方米)，第一次使用了空调，也第一次坐上了新买的皮沙发。最兴奋的是，我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小房间。

　　又是六年，我父母的收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提高，而我也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成了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我毕业前一年，父母亲郑重召开了家庭会议，商量着换更大的房子。经过三人的讨论，我们选择卖掉老房子，加钱购买了幸福苑小区三室一厅的二手商品房，而房屋的实际面积也增大到了80平方米。我告诉他们，房子大了，教育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这一代的“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过时了，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要学习电脑、开始互动式的教学探索，而在变大的客厅里，我们可以演练、试教，互相讨论，切磋教学技能。

　　从我大学毕业到结婚，我们家的房屋不再变换，变化的是家里新增的电脑和与时俱进、不断学习的心。父母亲从退休后到现在，还住在幸福苑的房子里，那是他们现在的二老世界。未来，房屋还会再变吗？一切皆有可能。

　　(新华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