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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周华与前童修谱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2020年09月18日 16:10:20

  文/童遵森图/赵安炉濯清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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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谱,是记录宗族制度,及宗亲血缘的史料文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说实际一些,宗谱以特殊形式,记载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及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据。亦体现族人慎终追远,寻根谒祖,不忘血脉传统,不忘祖宗先人,崇孝重悌的中华民族美德。

  对此,前童族人自不会例外。虽说自始迁祖潢公托足塔麓始,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近八百年,只修纂七次宗谱,但大都礼邀邑内外名人大家,或主修,或作序,想来其质量该属上乘。

  前童的首次修谱,乃由七世祖伯礼公定案。殊不知,童氏至伯礼公这儿,虽已繁衍七代,却因各种原故,仅他一家四兄弟,丁口十数人。在如此状况下,伯礼公毅然决定纂修家谱,在当时县域之内,或恐绝无仅有,亦足见他的远见卓识。而此谱的编纂者,便是声名显赫的方孝孺先生——其时,他受伯礼公之邀,在前童“石镜精舍”讲学授课。

  诚然,伯礼公在童氏历史上,是一位承上启下,举足轻重,极有影响人物。他凭自己的修养、学识、胸怀与抱负,开创了以“孝悌治家”,以“耕读传家”,以“诗礼名宗”的兴盛之道。方孝孺对他的人品才华,极尽溢美之词,谓之“孰知枳棘间,尚有鸾凤鸣”。而方先生也不负伯礼公所托,竭尽心智,为童氏编纂了家谱,作了谱序,制定了以“敦、孝、悌”开首的十五字行第。还制订宗祠制度、祭祀礼典、纲常伦理等行为规范,俾使后世子孙奉训遵之。并且,在其谱序中,亦明确阐明宗谱功能:“明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积德,以求无获罪於天。修此则存,废此则亡,此人之所识也。”

  童氏第二次修谱,为明代万历年间,距第一次已然两百余年。究其因由,是因方孝孺遭朱棣诛十族,童氏弟子不仅累及,且使得族人长期受明廷迫害。试想,在此期间岂敢再修谱明世?至万历十三年,神宗诏释因方孝孺诛十族案而遭充军的童氏后裔,至此,延续一百八十余年的童氏“沾亲案”祸难才终止。族人也如拨云见日,终启动了二次修谱。遗憾的是,因年代久远,此次宗谱传世甚少,只留存一谱序,由临海人士秦鸣雷所撰。岂不知,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嘉靖甲辰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由此可见,童氏族人对这次修谱的珍惜重视。而秦在谱序中,亦对童氏族人赞誉有加:“若缑城童氏,以名位德学世其家,而又不与他人之名位德学者比。不知而不悔,见知而不矜。勋名竹帛,磷磷标赤,非不为闾里光宠,然犹澹素以居,欣然自得。”

  童氏族谱第三次修成,是在康熙二十四年。主修为天台名士许际亨,主序由鄞县翰林陈锡嘏所作。他对童氏族人的处世品行,以及方孝孺先生对童氏所作贡献,甚为赞颂。如序中提及:“宗子之法,举世无行,而童氏独存之,亦以见方先生教泽入人之深。而古礼之复,余於童氏有厚望也矣。”

  至乾隆四年的第四次修谱,便是由当时颇有名望的齐周华为主编纂。而其堂弟,当时官至礼部右侍郎的齐召南,亦为之撰序。——因本文主要描摹齐周华先生,后有详述。

  此后,光绪年间与民国时期的两次修谱,虽都由族人负主责,但后者主要两篇谱序,分别为时任宁波公署专员,后为吉林省省长徐箴;时任镇海县县长黄大梁撰写。而第七次修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主要发起人为中法、可达、全体、全灿等诸公。前期费用,由企业家西军解囊资助。诸位虽无经验,却无不竭诚戮力,维艰同尝。鉴于形势,当时对修纂宗谱,上头仍有顾虑,不敢明确允诺。族人便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修编村志为由。两年后,形势才明显转机。这次修谱耗时五载,先期两年,用来搜集各类资料,然后交由方根编辑。再用时三年,终以十三册、六百万字的浩繁卷帙告竣。其主序,特邀时任宁波市文化局长周时奋撰之。在当时,或许还未有在解放后编纂宗谱之先例,至少在本邑内。前童童氏可谓是首开其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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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周华为童氏编纂宗谱,那么,他到底是何许人?又有怎样的经历?齐先生乃天台城龙门坦人,诞于1698年,字巨山。虽擅写文章而称誉一方,却一生未有入仕经历。他身为一介书生,清高脱俗,啸傲风月。亦具铮铮铁骨,宁死不折腰的文人气节。尤对不平之事,敢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且有撞至南山不回头的犟劲,真真体现其台州式的硬气。最能显示这种精神风范的,便是替当时的“吕留良案”申冤昭雪。

  吕留良为浙江崇德(现桐乡)人,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他幼时即颖悟绝人,后博学多艺,一生著述甚丰。后人曾编有《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东庄诗存》七卷、《续集》四卷、《惭书》一卷。吕留良曾有抗清经历——在顺治元年,其三兄吕愿良随明将史可法镇守扬州,吕留良与侄儿吕宣忠,散尽家财召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后兵败,侄儿被捕遇难。国仇家恨,遂使吕留良痛心疾首,耿耿于怀,故后来所著文章,便多有明显反清倾向。后为辞绝朝廷征聘,乃削发为僧,隐居讲学,弟子甚众。

  其实,吕留良冤案发生在他去世之后。雍正七年,湖南靖州有个叫曾静之的学子,因学业不精,屡考科举不遂,便心生不满,写一策反函,谴弟子张熙,交由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造反。事败露,朝廷即令逮捕曾静之,且施以酷刑。曾静之无奈招认,说是受吕留良学说之影响,才犯此弥天大罪。朝廷立即查抄了吕留良的家,并抄出了许多著作及记述,其中有称清朝为胡虏,满人为胡人,称此前的反清义军为王师。亦说什么怪风震雷,细星如慧等天象,表明要天翻地覆,改朝换代。雍正帝闻此震怒,遂下令将吕留良剖尸枭首——挖出其尸体,再把尸首砍下。此案不仅使其家族八十余人,有遭立斩,有被流放北疆宁古塔世代为奴,且还牵涉众多门生遭害,成了清代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冤案。

  当时在此案查实时,雍正为体现朝纲公允,君主清明,允许士人就吕留良当治何罪,俱可上书陈述己见。为此,齐周华拟就《救晚村(留良)先生悖逆凶悍疏》,赞其著作“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并指出朝廷不该处置他。此疏被县、省阻挠。齐周华不甘,徒步上京投诉于刑部。刑部将此疏退浙江抚台处理,他亦被羁押至杭,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持己见。直至乾隆元年,才得赦出狱。

  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熊学鹏至天台巡查,齐周华将已刊出及未刊的历年所撰文稿,如《名山藏初集》等奉呈,求其作序。熊学鹏阅后,遂向乾隆帝禀奏,谓之书中《祭吕留良》一文,“极力推崇逆贼吕留良,希图煽惑人心,其存心党逆,牢不可破。”亦谓“其所撰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经乾隆钦准,将齐周华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子孙,包括胞兄及其子孙十数人,均按律拟斩立决。但世间总有正义在,有热血,有气节文人,后人终归不会忘却,至民国期间,浙人将齐周华、黄宗羲、吕留良、杭世骏四人,合称“四贤”,并于杭州西湖畔建“四贤祠”,以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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