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通

　　评工记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建立互助组、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评定农民劳动成绩的一种计算方法。评工记分最完善的要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时期。我曾担任过生产队记工员，对此印象深刻。

　　1961年，农村食堂化刚结束，全大队就分成12个生产队，小的队十四五户，大的队十五六户。队长由全队社员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划归生产队所有。

　　开始时，记工场大多设在队长家里，后来各队陆续建公房，到1964年并队时，各队都有自己的公房作记工场了。

　　评工记分在每天的晚上进行，由本队参加劳动的社员参加，有的劳动力多的家庭就派代表参加。社员参加评工记分的热情非常高，记工场常常坐无虚席。到了冬天，记工场就烧一堆大火，暖融融的，这就更加诱人，连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

　　一次，我们第9队的记工员，为他父亲被扣工分的事与队长发生囗角，说不干了，当场摔笔走人。队长是个直性子，他来个石板顶掼乌龟——硬碰硬，桌子一拍，说，不干拉倒。忙不迭派人拉郎配，把我这个小学刚毕业的毛孩子拉去当记工员。这突兀状况让我惶恐不安。但过些天后，觉得也不过如此。

　　社员的劳动工分由劳动底分和机动分两部分组成。劳动底分相对固定，相当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它根据人的强壮程度和劳动技能的熟练度，一年评一次，由生产队全体社员评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3.5分，妇女4至6分不等，最高的全能型社员10分。评分时之激烈，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肯舍力又肯学习，从1962年的3.5分开始，到1967年就升到了8.5分。

　　机动分是根据当天劳动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每天晚上由参加劳动的社员评定。对大幅延长劳动时间的，对干特别的重活、脏活、技术活的，在劳动底分的基础上，给予适当加分。也有扣分的，如提早收工的、大家认为应当干完的活而没有干完的，就在劳动底分中给予适当扣除。还有一种是计量分，如担猪栏、担牛栏、斫灰柴、斫瓦柴等，就按斤两计分。后来我长大些了，就喜欢干计量分的活，我有力气，如担牛栏、斫灰柴等，几乎可以拿到与全能型社员差不多的工分。另外还有一种打包分，比如你愿意为生产队的一头牛饲养一年，生产队就在当年给你记800分。但如果你没有饲养好，还是会被扣分的。我父亲就是，他包养一头牛后，得了肝硬化病，队里说他牛没养好，牛瘦了，全年扣掉80分。

　　记分时，记工员打开记工册，按序号，将社员的名字一个一个往下叫，对出工的社员无人提出异议的，就给他记上劳动底分，若是有人提出加分或扣分的意见，须经大家商议同意后，才能确定给予加分或扣分。有时队里干活分几个小组，在不同的地方干活，相互情况又不很了解，往往会有争论，各人都搬出加分或扣分的理由，争得面红耳赤，但最终还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不过，队长的意见往往分量很重。

　　记工结束，队长还要安排第二天的生产。不顺当的时候，等到记工结束，已是深更半夜了。有些细心的社员为防工分错漏，会把自家每天的工分情况记在小本子里，到月底与记工员核对一次他才放心。记工员的职责是：摘要栏要记详尽，记分要准确，结报要无误，查询要耐心。

　　记工员每月向生产队会计结报一次记工情况。然后，生产队会计根据队里的收入和支出情况，造出半年报、年报，计算出日工分值(即每10分工分值多少现金)予以公布。到年终，会计敲定决算，各户的口粮、现金找补情况明确，待社员会议通过后，全年分配工作就算结束。社员的工分收入和社员的口粮支出相抵后，如果超出，社员向生产队找进现金，如果欠缺，社员向生产队支出现金，以达到决算平衡。当时也叫“找进户，找出户”。“找进户”扳扳手指数钱，脸上露出微笑，但“找出户”却不一样，他要掏出钱，紧锁眉头。

　　一般来说，“找出户”人口多劳力少，也是困难户。我们队里的陈小官，有5个子女，仅一个劳动力。决算后，队里要他缴钱，说救济归救济，支出归支出。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家里的布票卖掉缴钱，队里才给他称找补口粮。没了布票咋办？他用救济款买来手帕，用手帕给家里人缝短裤、缝衬衫。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及其评工记分体制，前后运作了近20年，它对彼时的生产力产生了影响。笔者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农村的基层民主得到了发扬，大事小事都由社员讨论决定；在分配上，公平公正得到了很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较少，刑事犯罪率低，社会整体和谐稳定。不够好的方面，没有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个体激励机制，农民劳动的主动性、创造性受到抑制，生产效率不高；农村发展缓慢，基础设施差，几十年一个样，全大队200多户，近20年间只有5户人家建过新房；农民荷包瘪、米甏浅，日子过得很艰辛，连煤油、火柴、肥皂等必需品都要省着用。

　　评工记分作为一种管理体制，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关系。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也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