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红亚

　　小时候过年，各家是提前一两月就早早准备起来的。富有仪式感的事情包括，做冬米糖，捣麻糍糕，做过年衣裳，杀猪斫肉，放炮仗等。这其中，做过年衣裳犹令人期待。贫穷岁月，大部分人长年到头，只在过年时才能有新的冬衣穿。

　　腊月里的集市上，卖布料的摊子占了很大地儿，摊主拿一根木头尺子量好布，撕得哧啦哧啦响，撕下来的布麻利地叠好交给顾客。母亲们扯好布，领着老少一家人去裁缝店做身新衣裳。当时裁缝业兴盛，乡里小街上起码有三四家裁缝店。小学或初中毕业就辍学的女孩子们，很多人选择了学裁缝，在店里呆足三年才能出师。

　　裁缝店里，人进人出，师傅和徒弟们都忙得团团转。沟通式样，测量尺寸，划粉剪裁，踏车缝制，忙而不乱。他们在本子上记下尺寸、顾客的要求，以及日期，按先后顺序赶制。案板上的衣料布匹都堆成了小山。师傅答应人过个三五天可以去拿的，结果总有其亲友来意外插队，其不好意思推脱，就给别人拖了又拖。有人去了一趟又一趟还见自己那块布料静静呆在原处，说话便沉下脸，瞬间吵闹起来。师傅只好不停抱歉，几乎哀求：“这生活，难为情难为情，实在忙不过！明天，就明天，一定给你做出来！”来拿衣裳的那个“内家”(已婚妇女)性子急，气鼓鼓一把抢过自己的布，去别家做了。

　　早也做晚也做，加班加点，年三十晚饭前总算把客人的衣裳都赶出来了。店里的人都忙得昏头。关了店门，各自回家吃除夕团圆饭。人们则早就把新衣裳端端正正挂在衣柜里，静等年初一到来。小孩子最兴奋，晚上除了领到父母的压岁钱，最隆重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过年衣服和新皮鞋再好好摆放一番。正月初一早早起床，迫不及待穿上“新行头”，全身焕然一新。伙伴们相互串门，成群结队在村中游走玩耍。大人们相互评论过年衣裳，好看不好看，哪个师傅做的，做得好不好等等。

　　其实那时候裁缝店出来的衣裳样式大同小异，都是照着当年“作兴”的样式来的。谁也讲不出还有其它什么式样，也不知自己中意啥式样。去裁缝店，问要做什么样子，大部分人只能指着挂在店里已完工的衣服说，就做一件那样的。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雷同。布料和花色都是参照别人买一样的。这没有什么，能有套新的已经很不错。不像今天，和人家“撞衫”会引起彼此一点尴尬。记得有一年流行四只口袋的中山装，青灰色，黑扣子，好多大人小孩都这个款式。我们家四人，人身一套，走出去简直像支国民小队伍。现在想来有点可笑，我们在千篇一律中度过了天真的童年和少年。

　　也并不是所有人过年都做新衣裳。农村的很多父辈们不爱讲究这些，也为了省下一笔开支。像我的父亲和姑父，曾经有很多年都是一件蓝色中山装当道，平时不穿，过年过节才上身，好像永不过时。这种流行于民国时期的服装，不知为何会在农村成为一种被追随多年的风尚。

　　再后来，到了九十年代初，镇上渐渐多了成衣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镇上买成衣，裁缝这一行也日渐式微。很少有女孩子去学裁缝，都去城里打工。如今镇上还有一家开了多年的裁缝店，衣裳做工不菲，是“高级订制”的意思了。

　　过年走亲戚，大人总是提醒小孩子要小心身上的新衣裳，吃饭的时候要是弄点汤汤水水的上去，免不了挨一顿骂。细心的母亲会给孩子戴上一双袖套，防脏。就算这样，还没出正月十五呢，贪玩的孩子身上，新衣裳就已经脏得油亮亮，像“包浆”一样。最绝的是我表哥。那年我们两家人一起去外县亲戚家做客，我和表哥各穿一件时兴的“滑雪衫”，一路欢天喜地。中途转车，表哥在露天车站奔跑撒野，岂料那路面上有个白色水泥池子，与路面颜色相似，表哥没有察觉，扑通一声掉进去，顿时全身上下成了一个白色的泥人！我们大惊失色，捞他上来，脱下了他的一身新外套。姑妈在车站一边洗衣一边心疼地骂。这个好笑的情节一直铭刻我心。

　　时代走到今天，衣裳千变万化穿不完。人们的衣柜里，都衣满为患。随意的人多了起来，过年穿不穿新衣裳都无所谓。但仪式感其实是仍然存在的，对于部分人而言，这个仪式感的内容换成了过年入住新居或者买辆新车这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