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燕琴

　　过年，照例家家是要打糖的。打糖，照例孩子们自是巴巴地等糖吃。

　　旧时的过年在腊月中旬年的味道就开始浓重了，捣年糕、划番薯糕、炒瓜子花生、打米胖糖、裁制新衣、掸尘请福，一干与过年有关的琐琐碎碎的事都先后忙碌了起来。那时的人家孩子多，个个都馋，物质贫乏的年代很少能吃到零嘴，过年自然成了孩子们解馋的向往，打米胖糖等糖吃是我们姐妹四个腊月里最奢侈的解馋方式，自然也成了我们的期盼。

　　打糖的日子大概在腊月中旬，奶奶在村子里除了能做裁缝还是好厨子，打糖的时候附近的邻里总要请奶奶去搭把手，奶奶那时五十多岁身体硬朗，人又热情好助人，只要别人开口总是欣然往之，那时作为酬谢的是主家赠送的一袋米胖糖。天一擦黑，奶奶带着打糖的工具跨出门，我们姐妹四个就知道晚上有米胖糖吃，嘴里就有味蕾在挑逗，似乎冬米的清香和糖的甜味已经在口腔里萦绕。

　　天上有清冷的月亮，有挂起来的稀疏的星星，风摇动着院子里晾衣服的竹竿，竹竿在扑扑簌簌地响。家里，我和三个妹妹在屋里玩着，闹着，等着奶奶回来，等着奶奶带糖分我们四个吃。天色渐晚，妈妈已经催促我们几遍了，要睡觉了上床去，我们哪肯。玩累了，坐在椅子上望向门外，听着门外熟悉的脚步声。年纪小的妹妹已经困得低枝倒挂，我圈着椅背的双手也渐渐松了下来。也不知啥时候我们一个个都回到了床上，醒来时，看到的是奶奶笑呵呵的慈爱的脸，然后是奶奶递给我们的分好的一样多的米胖糖。

　　轮到自家打糖的日子，是我们姐妹四个最忙活的时候。我们姐妹四个，大的带着挨挨挤挤的一串小的，负责赶摊子爆米花、爆玉米。妈妈炒芝麻、炒花生，奶奶则用麦芽熬制糖汁。我提着盛着米和玉米的袋子，妹妹有拿畚斗的，有拿尼龙袋的，最小的最急，摇晃着小跑，也跟着走。到爆米花的摊子已挤挤一排人，放下带来的物什，也拿把矮凳等着。跟来的三个妹妹，大概一看候的队伍之长，一溜儿跑到门口混到玩耍的队伍中乐去了。爆米花的工具是黑漆漆的葫芦形的铁疙瘩，唤作爆米铳，架在火上，一头套着大布袋，疲软地耷拉在地上。等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气压，师傅直起身，拿一根同样黑漆漆的短的铁棒套住铁疙瘩，一只脚压住铁疙瘩的身体，訇的一声，布袋膨胀，倒出来的是白花花颗颗泛着光泽的米花。轮到的一家，急急地拿随带的尼龙袋去盛，也有急急地抓一把塞进嘴里吧嗒吧嗒地吃起来，更可笑的是不装尼龙袋而是急急地抓进衣袋裤袋，鼓鼓囊囊了再去装随带的大袋子，一旁的米花师傅要赶做下一铳，急得一通埋怨，孩子则憨憨地笑着赶着装袋。

　　轮到我们爆好米花，大袋小袋地拖着抱着回家已是日落时分。家里炒好的花生去衣碾碎，芝麻饱满黑亮，已整好搁在高处，屋里有芝麻和花生淡淡的香气。奶奶还拿着大铜勺站在锅灶前，锅里冒着小泡，咕噜咕噜，从锅里翻上来，像鱼眼睛。奶奶看看锅里，用大铜勺舀起黏糊糊的糖汁，而后倾斜铜勺，黄黄的糖汁如薄薄的布帛垂落锅里，这样反复几次，一舀，一斜，一舀，奶奶在等，等糖汁粘稠到恰好的程度。

　　腊月天色早早就暗了，吃好晚饭收拾好碗筷，来帮衬的叔伯婶子到了，换上100瓦的电灯，家里灯火辉煌，明亮如昼，打糖就开始了。我们四个姐妹，晚饭自是少吃些，留着肚子好盛等了一年的米糖。家里先制作的是米胖糖，米胖糖量足，成本低，可以让孩子放开肚子来吃，最后做的是花生糖、芝麻糖，等孩子撑饱了也就装不下留着招待客人的花生糖和芝麻糖了。大的面粉床摆开，米胖糖上床，我们四个嗷嗷地围过来，眼睛直直地看着大人用擀面杖按照框好的四方架子碾开，等平实了，再去架子用刀咔嚓咔嚓地切开，大概那时咔嚓咔嚓的声音也是极好听的。“要吃趁面床”，这时候你放开肚子吃，大人也是欢喜的。一人一大块米胖糖，拿在手里是热乎的，甜甜糯糯的滋味自然是好的。等出了几锅，肚子也撑成小鼓了，再递来一块米胖糖也奈何不了它了。

　　白炽灯晃亮地闪着光，有清冷的风从门缝里灌入，灯在晃动，屋板上一道灯影，若定若动。我们四个饱食了米胖糖却不肯上楼去睡，要尝过花生芝麻糖才肯走，四个排排挨坐在灶膛前的椅凳上，灶膛里柴火熊熊，我们四个瞌睡得东倒西歪，还硬是撑开眼皮，嗜睡的三妹身体向前歪斜，差点扑到灶膛里。奶奶连哄带骗，让我们先去睡，等到做芝麻花生糖了，再叫醒我们起来吃。瞌睡虫一阵一阵地袭来，我们也只能将信将疑地拖拉着身体走上楼。我带着欢乐的疲倦躺在床上，钻进被窝，朦朦胧胧中听到楼下碾糖、切糖的声音和细细碎碎的人语声。

　　现在，一晃三十多年了，街上店里到处可见做好的各色的米糖，只要想吃，不管什么味的，可以天天吃，但总不及儿时的好吃。没有了吃的兴趣，年味就淡了大半。想着，又不觉怀念起那个饥渴的年代，怀念起四个排排坐着的姐妹巴巴地等糖吃的馋样。想着，也就痴痴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