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馨媛

　　记忆中的老房子是我出生的地方，一幢四檐齐木结构的老屋，共住八户人家，大都四世同堂，儿女成群，算下来，估计也有六七十号人，坐南朝北，“车门”朝东。

　　我家是“大房”，位于“堂前”东首，二间正房朝南，一间夹角横厢朝西。横厢是灶房，后墙朝东开着“后门”，出路很方便，平常没有大事，几乎不走车门。

　　灶台坐南朝北，灶堂与邻居堂伯家只有一板之隔，板缝有一个盆子那么宽，平常家里蒸了麦糕烤了洋芋，母亲总会先轻轻拍下板壁，顺手递一盆过去，堂伯母也会如此礼尚往来，现在细想起来，母亲与堂伯母之间的交情较之其他六户邻居的关系更近些的一半理由，许是这板缝起了桥梁作用。

　　母亲站在灶台上，面南背北，左手面是后门，平常都开着，要去“水井头”挑水或洗衣服的“后堂”人，还有我们“前堂”人去小店打酱油买豆腐，都是必经之路。前邻后舍经过时都会大声打个招呼，偶尔也会在门口站会儿。这时的母亲一面在灶台上忙碌，一面跟门客拉家常，与路过熟人打招呼，人气颇旺。

　　灶台的后背，放着菜橱，中间还横着一条“懒凳”，约有五十公分宽，平常躺着不动，作用如现在的沙发。到了夏天，劳累了一天的父亲，会将它搬到后门外，头枕个圆南瓜躺着“乘凉”，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光了。

　　菜橱的上格放剩菜，中间放常用碗盆，下面放腌制的蛏蟹等。整个菜橱充当板壁，与正房东间隔开。东间房以农作物贮存为主。靠近睡房门边，放一个木制谷仓，里面存贮收割进来的稻谷，有两米多高，圆形。旁边堆放收获的南瓜、番薯。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年十几二十担南瓜番薯便是最好的证明。还有十几担洋芋收获到家后，父亲吃过晚饭，就着灯光，分大、中、小三批，大的摊放在正东房的空地上，以防腐烂。每天母亲都要取一份洗净去皮或蒸或炒或煮咸菜，是长年“下饭”。中号的放到睡房顶上的天花板上，每隔几天，就用木梯提着空竹篮爬上去拎一篮下来，舍不得盐，用咸菜卤、咸蛏卤烤起来，配上薄粥利于填胞肚皮且耐饿。母亲烤的洋芋，量总是很多，烤起来熟香会吸引周边的邻居们寻味而来，好客的母亲总会分与他们共享。

　　那些小洋芋、小番薯还有南瓜、拌些麦肤、米糠和酿着的番薯叶，是猪的长年口粮。大番薯切片晒干作杂粮，再磨些“山粉”蒸面作菜或迎客送礼用。母亲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媳妇，一年四季人蓄口粮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比起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也算是穷人中的富人了。

　　睡房上搁下地板，铺着二张床，床沿朝南，大床有床顶，三面构板雕花，床沿有拷藤，漆成枣红色，不管多忙，母亲总是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右边靠窗是衣橱，紧挨着是搁箱橱，上面是开面箱，再上面是红板箱，是母亲的嫁妆。大床的右边是两个放被絮用的棉柜，上面铺着被褥，全家人称它为“棉柜头”。房门进口处左手边，放着一个红木梳妆台，台面前方中间是一面“鸭蛋形”镜子，这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豪华家具了。

　　在冬天农闲之时，那些有太阳的日子，我家廊前，会有母亲的“内嫁队伴”们坐在一起，或编织纱衫或纳鞋底，东家长李家短地聊着，起兴时，发出一阵阵笑声。我们这些泥孩子们，有时用瓦片碎划出格子跳“造房子”，有时用香烟壳剪成条用线扎紧“踢毽子”，玩得满头大汗，小脸通红。那些日子，真是无忧无虑。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年，单住的外婆病了，父母商量后，就把东房整理出来，用木板支起一张床，然后借来一辆手拉车，铺上棉被把外婆接来住。从此，忙碌的父母更忙了，母亲早起先用温水给外婆洗脸，再用热饭在烧热的锅底捣碎，待受热发出微微焦香味，再放一碗水烧开成了稀粥且香，吹冷喂外婆慢慢吃下，然后把滚开水凉至温热灌至半瓶，怕我不小心受伤，嘱咐我白天不要出去玩，好给外婆端茶送水。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还整夜侍奉在外婆身旁，抚摸老人病痛的部位，并轻轻地说话安慰她，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我的父母自从外婆住到我们家养老直至送终，从未听到他们有抱怨，或大声跟外婆说话，在这里，在父母身上我懂得了爱也学会了孝顺。

　　离开老房子将近五十年，它也早已不复存在了，可留在脑海中的那一抹儿时的记忆却一直未曾磨灭过，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