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强

　　大概最终都只能归结于机缘，1998年考入杭大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2002年变成浙大文凭毕业仍找不到好工作的我，因了爱好写毛笔字的大哥的些许影响，尝试着投考中国美院卢炘老师美术馆学方向的研究生，并竟然幸而考上了。来了我才知道，这所美院是氤氲着如此浓郁潘天寿氛围的著名高校，而卢老师则是学校内潘天寿纪念馆的馆长；自然而然地，“潘天寿”三个字便与我有了一份牵连，多了几分亲近感。当时尚未觉得，现在想来这种遇见真算得上是三生有幸！

　　尽管彼时是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一张白纸，但甫一开口所喝的奶就是潘天寿这样一座现代的传统艺术高峰，于我学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潘先生素来强调“高峰意识”，认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道理，对我自然也有不小影响。当然，坦白说，对潘天寿艺术的理解在我身上历经了很长的时间，即便到现在恐怕也未必能得识其一二，但我总可说对于“潘天寿”，十余年来渐渐叠加与累积了一份特别厚重而深沉的情感。

　　记得硕士在读的三年，因为穷，我也没其他本事，就在卢老师的热心安排下，在潘天寿纪念馆干活挣点生活费；不光干打扫、拖地、擦桌子、刷厕所等体力活；也做一些力所能及地偏脑力的劳动，比如打字，挂画，学装裱，听研讨会，参与办画展。这样，对潘天寿渐渐真正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对潘天寿纪念馆更是有了如家一般的感觉；而最喜欢的事则是静静地坐在纪念馆展厅欣赏一件一件潘天寿原作，仿佛是在和先生静静地单独对晤，何其幸福!如此进而在卢老师手把手地指点下，尝试写一点有关潘天寿的研究文字，《图式的精神性——略论潘天寿的艺术品格》即是最初的一篇。尽管没有新材料，亦无新创见，仅仅算是一篇粗粗的学习作业，但2004年能于《中国书画》刊印出来，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硕士毕业的论文，我最终也选取潘天寿纪念馆为对象，从实体的建筑和理论的博物馆哲学两个层面，粗浅分析了这样一座国内运作堪称最为成功的名家纪念馆。

　　当然我也清楚藏品研究本就是美术馆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专业角度，抑或是个人情感上，我都应该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潘天寿艺术，这也是美术馆学研究的内核。然而，我把潘天寿研究看得太难了。一方面自知愚钝，潘天寿书画的妙处并没有那么容易领悟，其画史论著、画谈随笔、研究文章又庞杂精深，所写绝句律诗更是如张宗祥所论“其古体全似昌黎、玉川”，其近体则如“倪诗稜峭险拔，意出人表”，座座都是非常难以攀登的学术高峰。另一方面则真是感觉关于潘天寿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光潘天寿传记就有不下四五种，《潘天寿研究》(一)(二)，《四大家研究》，《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六十五周年》正续编、《20世纪中国画》，《潘天寿与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等研究文集，中外学者和潘老师友学生们几乎把该说的都说了；另外还有各种研究者发表于各级刊物上的大量研究文章，及《潘天寿书画集》《潘天寿全集》，潘公凯的《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严善錞、黄专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潘天寿》等画集专著。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自己只应该老老实实地作一个读者，顶多去做点旁的研究。

　　不过近年来陈永怡老师在潘天寿纪念馆策划的“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展”“潘天寿写生研究展”“潘天寿变体画展”等给了我研究思路上的极大启发，洪再新先生发掘潘天寿民国时期等新材料的研究则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这恰是傅斯年所谓的历史研究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也真正让我明白，像潘天寿这样一口深井，还值得细掘深挖，好好地深入探究，细细品读。这也恰如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于潘天寿，我们这代人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如此一来，就发现学习和研究路径随即豁然开朗了，一些碎片化的东西不再毫无意义，它们不光会有自足的研究价值，还能服务于许多学者已有的较为宏观的相关研究结论。这似乎正好与前几年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的所谓“碎片化”理论不谋而合。但是我不懂这些理论，也没有概念先行，而只是老老实实地读潘天寿的画作，认认真真地耙梳点材料。

　　于是针对一幅画考订其作者、技法和题跋，就有了《〈吴昌硕八十寿像〉考》；就几幅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画，写了一篇《潘天寿几幅“新人物画”的图像史》；还发现党报中发表的潘天寿文章和画作，写了《五六十年代党报中的潘天寿作品》。这些文字写出来或发表以后，便似有人从背后推着一样，让我继续聚焦细节问题写出了一些文章。

　　但说实在的，我的这些文字不光琐碎且一定是很肤浅的，其中当然更难免诸多舛误与不当之处。不过，正如潘先生的从艺之路早期虽然亦取法乎上，天分颇高，但仍不免于吴昌硕告诫的“行不由径”，然最终仍以奇崛沉雄之气取胜，形成自家鲜明风格。

　　潘天寿是一位近乎迂阔的老老实实的文人画家，他固然很杰出，但却同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凡人。我们只有真切地还原他，才能真正地靠近他，并尝试着去理解他。而我自知只是学校一个没读过几本书，没什么识见的图书馆小职员，掌控不住那些宏大叙事，便更感兴趣先生那种浓烈地为艺术献身的出世情怀，也更想知道他究竟存世有多少作品，为什么画那么些几乎相同的作品，以及对毛笔、指头、纸张等材料产生肌理效果重视的缘由，还有他跋语里四季开候的各种花卉。

　　我认为潘天寿的每幅画都值得细细品读，作欧美艺术史学者提出的图像学层面上的分析和探究，事实上这好像还少有人问津。潘天寿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推进，但细细看却又还远远不够。我想这也是所谓“细读潘天寿”的另一层意思。

　　最后，关于潘天寿的研究，我想引用马歇尔·弗拉迪在《企鹅人生：马丁·路德·金》的评论：“将一个人神圣化，几乎总是要首先将其掏空。”闻此，总让人不免心有戚戚焉，因而想以此自警且警人。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