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兴义

　　潘天寿被誉为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是20世纪中国画传统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书法篆刻家和诗人。

　　现代中国绘画史，是中国画家在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下，在绘画上做出不同反应的历史。要么接受西方文化观念，一味“开拓”，以西方绘画观念和形式取代中国传统绘画观念和形式，或者将二者糅合成不中不西的绘画形式，要么捍卫传统，在“延续”中求发展。潘天寿属于传统“延续型”的画家。对他艺术成就的评价，我们只能用中国本土的标准，而非西方的标准。然而，我们又必须立足于现实审视潘天寿的艺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是跨越时代的，既属于过去，又属于现在，还属于未来。更为重要的是，潘天寿的艺术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潘天寿是中国现代文人画大师。虽然他在创作的高峰时期被迫害致死，没能达到黄金晚岁的艺术巅峰，但他是中国传统诗、书、画、印的全才，他在继承传统文人画基本形式的基础上，业已完成了极具个性风格的独创，创造了富于现代感的文人画新样式。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思想观念上充满彷徨，呈现动荡的中国画坛上，潘天寿是立足于传统，承前启后延续传统绘画艺术的一面旗帜。

　　潘天寿的绘画，最为鲜明突出的是画面气势磅礴的视觉冲击力。它具有一种冲天的霸悍之气，诉诸于观者的视觉感官，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这是历代绘画所罕见的。许多研究者用潘天寿篆刻作品的印语“强其骨”和“一味霸悍”来概括他的风格。在他数以千计的绘画作品中，潘天寿将山水和花鸟加以巧妙结合，并将山石“化圆为觚”“以笔线为间架”“以线为骨”，把书法中的隶书和魏碑笔意移入画中，突破了传统绘画中和、温柔、敦厚的特点，形成以方折、尖锐、生挺为特征的线的骨架，铸成更为内在和深沉的动感力量。而且，这种力量的显现，又是通过他有别于任何画家的至奇至险的画面构成来实现的。当然，其中包含了他并非个性自然流露的一面，而是形成于他对画面构成的理性思索和经营。理性的经营成为他书画的一大特点。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着一些人为的理性雕饰，画幅越大，这种雕饰就越是明显。但是，在他的指墨画作品中，由于手法手段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然”与“偶然”所产生的生动自然之趣。在画面形象和笔墨的形式构成上，可以用“疏”和“精”来概括潘天寿的绘画。疏朗的构图和简洁的形象，加上细节的精致和用笔用墨的精善，形成画面语素构成和表达方式上强烈的对比，使他的画面“意写而工巧”，经得起深入推敲，真正做到了“致广大，尽精微”。

　　立意高，题跋趣，是潘天寿绘画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潘天寿绘画的内在、外在意蕴以及令人遐想、回味无穷的深远意境。潘天寿解放前的作品，主要以抒发个人孤傲的性情为主，有一种超然物外之感，解放后，由于个人思想的转变，对时局乃至政治稍有关注，在立意上增添了象征的意蕴，如《江山如此多娇》《松梅群鸽》《百花齐放》等作品。潘天寿画面上的题跋贵在求“趣”，一则是内容上耐人寻味的“意趣”，再则是通过瘦劲的书法、生辣的线条和巧妙的章法布局展示一种外化的“情趣”，使画面立意通过他个人化的传统艺术语言表达，在意蕴和深层意境上更放异彩。潘天寿的篆刻艺术，在外在表现上与他的绘画有明显的不同，钝刀拙线，精警重拙，不求妩媚；但内在以追求气骨为特征。他的篆刻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他博采众长，并体现他个人某些嗜好和艺术偏爱的作品；另一类则显法上讲究深藏不露，如长形印“止止室”、“潘大”等。他的个性特征反映在治印上，早期主要在白文印，而晚期主要在朱文印。

　　潘天寿的艺术成就，在整个20世纪，还着重表现在他对美术理论的深入研究上。从潘天寿本人生活的整个时期，到他过世后的几十年，中国画都处于西方文化观念的猛烈冲击下。在潘天寿从事艺术活动的早期，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锋就显得异常激烈。具体表现在绘画上，中国画家之间的绘画观念交战，无形中构成了中国绘画的两大阵营。一部分积极捍卫传统的民族艺术，一部分则试图用西方的绘画理念来改造中国传统绘画，勇于“开拓”“创新”。而对于年轻的一代，由于生活阅历和学养上的局限，则由此产生了艺术追求上的彷徨和盲目。基于这种情况，潘天寿立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誓死捍卫，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了理论上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撰写了大量的美术研究专著和论文。他在明确提出了自己观点的同时，为年轻一代在艺术道路上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并为中国美术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潘天寿美术理论的重要著述有《中国绘画史》《顾恺之》《中国画题款之研究》《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等。

　　潘天寿的艺术成就，还集中表现在20世纪初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事业上。潘天寿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对中西两种激烈对抗的美术教育理念下产生的两种绝然不同的美术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论上的独到阐释，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重要论点。他还主张中国画专业中的山水、花鸟、人物分科教学，中国画专业设置书法篆刻课程，而且要用适合于中国画的一套训练方法进行基础训练等。在他“纯粹中国化”的办学指导思想指引下，中国画在教学上建立了从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到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和书法教学的新体系，为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小到潘天寿的印章，大到潘天寿的大幅中国画作品，都综合地反映了潘天寿作为一个现实的艺术家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艺术、如何关照现实世界、如何对待艺术创新等现实的问题。潘天寿的艺术是以传统的形式来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意识，而在形式构成上又富于现代感，令中西方人士共同为之震撼。这无疑对我们当今中国画的传统继承与创新具有极大的启迪，也有利于促进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上述所有这一切，都源自潘天寿的人品、才情和学养。

　　每一位大师的背后，都必然会有“大”而“充实”的人文内涵为依托。潘天寿艺术的不朽，正是源于他自身具有的丰富而鲜明的人文思想含量。解读潘天寿的艺术，不能离开他的人文根源。而这一根源，我们只能从潘天寿及其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