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秋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进行的集体实践、凝结起来的智慧结晶，也是习近平本人深入社会、深入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与探索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厚重基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落脚点是共同富裕，前提则是高质量发展。把高质量发展放在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标的前面，突出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具体展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力量是生产力及其持续高质量发展。突出强调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不仅充分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立场及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内涵。逻辑和实践均充分表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厚重基石。

　　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直观表达和具体体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早在2005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接见浙江省与中国社科院合作项目“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课题组全体成员时，就曾深思熟虑地谈到：我经常想，浙江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与韩国差不多，但浙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及韩国，什么时候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超过韩国呢？确实，浙江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韩国为10.32万平方公里，两地地貌也都是多山地和丘陵。到目前为止，浙江人口6540万，韩国5175万。早在2002年浙江GDP总量跃居全国第四位、达到8000亿元时，韩国GDP已经约6300亿美元。到2021年，浙江GDP总量追赶到7.35万亿元、为2002年GDP总量的9.19倍，韩国则达到了1.79万亿美元、为2002年GDP总量的2.84倍。浙江人均GDP虽然于2002年跃居全国各省区前列，为0.2万美元，但那时的韩国已经是人均1.32万美元。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到2021年，浙江人均GDP为1.75万美元，是2002年的8.75倍，韩国也进一步上升至人均3.47万美元，是2002年的2.63倍。浙江始终以持续高于韩国的速度高质量发展。这个实践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提出的想法有加速实现的可能。浙江承担着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任务，即“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浙江始终保持当前的速度高质量发展，将会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更好的物质基础。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正确高效的路径选择。例如，是片面强调和坚持少数人先富，然后再鼓励“先富带后富、帮后富”，还是简单粗暴地搞“杀富济贫”或整齐划一、一刀切式地重搞“平均主义”？是既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政府政策、坚决防止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现象，同时又积极努力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由此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把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放在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即高收入者收入过高问题上，还是放在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就业和不断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并由此持续缩小“实际收入差距”上？路径选择及其方向不同，政策实施和发展实践的效果和结果必然不同。比如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慈善(也有说讲自愿、讲社会责任等)，这些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普遍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不可违背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我们既反对片面甚至一味坚持“少数人先富”，也反对违背规律搞“平均主义”，更不赞成“杀富济贫”。我们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先富帮后富，主张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两极分化，甚至阶层固化，倡导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根本在于要坚持用科学系统的办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要义所在。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我国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而且各省域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差异。例如，到2021年底，我国GDP总量虽然已经达到114.37万亿元，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浙江人均GDP已多年超过1万美元，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也已经降到远低于全国的1.94。《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要缩小到1.9以内，设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但与2021年已经达到的倍差相比，缩小幅度仍然偏小。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必须分阶段、分地区、分先后逐渐实现不同水准的共同富裕，既不可能一蹴而就、整齐划一同时达到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整齐划一地使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这里，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所讲的虽然是实现的时间和能够达到的富裕水准，但它所体现和表明的是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不坚持这样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和共识，不实施这样一种安排和采取这样一种行动，急于求成，甚至试图一蹴而就，既不符合我国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也不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还必须大力度持续鼓励致富带头人积极带动广大民众勤劳致富的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这不仅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亮点，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浙江创新发展40多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浙江作为资源小省，能够于2002年就实现GDP总量跃居全国第四，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21年和第37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成为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强省，原因和诀窍虽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民富省强”。浙江不仅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而且长期坚持实施既强调均衡协调又突出重点谋发展的“八八战略”不动摇，还长期坚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长期坚持并始终努力践行“经济民本多元、社会包容有序、文化自强创新、政府服务有为、党建坚强有力”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经验不动摇。

　　当前，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不仅需要继续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一部分人勤劳先富，同时还需要继续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促后富，尤其是继续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和善于经营的致富带头人和广大民营企业家进一步昂首挺胸、凝心聚力、放下包袱谋发展。浙江广大致富带头人和民营企业家，尤其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勇立潮头，看准市场发展大方向，抓住产业转型升级新重点，跟上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大步伐，着力在高新关键技术、现代智能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技术、数字化模块化现代强链技术、现代生产和生活服务平台技术等产业尖端与发展头部领域开拓进取，再创先富带帮促后富、共谋浙江发展新业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