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能平

　　年前，老宅基地上，这只熟悉的石捣臼，顶着一块废铁皮，孤零零地站在碎瓦砾上，无人理，也无人睬。看着它，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天，我干了一件令石捣臼不愉快甚或恼火的事——我从城里买了两袋麻糍回老家。买了青麻糍，又买了白麻糍，石捣臼当然无用武之地了。

　　曾经的四合院，已塌圮多年，如今早已片瓦不存。

　　这些年，也许是村里的石捣臼太沉了，也许是石捣臼“众筹”的身份，致使哪家都无法搬走也不想搬走。于是，形单影只的石捣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繁茂的枇杷树、青梅树、梨树等“新贵们”共生共存。

　　我家与石捣臼仅数步之遥。这些年，只有我那耄耋的双亲，还坚守着自捣麻糍过新年的传统习俗。所以，只有到了每年的年关，石捣臼才又一次被那腾腾热气烫醒，被那浓浓香味熏醒，被那砰砰声震醒——石捣臼，才又有了热闹的一天。

　　其实，之前的日子，母亲已备好了糯米、青团，还计划着白麻糍与青麻糍怎么分。不料年关临近，父亲担菜时不小心闪了腰。

　　“麻糍，我自己捣，自己捣起来好吃，一两斗麻糍，我可以捣的。”打着膏药、弓着腰，父亲嘟囔着，还不想放弃捣麻糍。

　　“走路都要移着走了，不捣了……”母亲与我很坚决。于是，这只石捣臼遭到了有史以来的“冷遇”。

　　说起来，这只圆鼓鼓、笨乎乎的石捣臼，从我记事起，就已稳稳地站在中堂边的廊檐下。只不过当初我是趴在石捣臼边上，一边摸着这个头大脚小的石捣臼外壁，一边探头看凿成半球形的内壁。斗转星移，岁月轮回，石捣臼还是那只石捣臼，外壁凿痕依旧，内壁光滑依旧。

　　如果说，石捣臼与石锤是一公一母的夫妻，那么夫妻俩总是聚少离多。石捣臼是“众筹”的，它很沉重，不用担心被人移走；石锤却轻巧多了，一根五六十厘米的木柄，穿在一根长方形的石柱上，一二十斤的重量，想提到哪就可提到哪。都是到了捣捶时，村民才会拿出自家的石锤。

　　沉沉的石捣臼，有时会站在廊檐下，有时也会站到天井中，但无论移到哪儿，长辈们从没简单粗暴待之。总是轻轻地，先扳倒它，然后借着它圆圆的身体，慢慢地滚过去，滚到了，又轻轻地将它扶正。

　　记忆中，捣麻糍是石捣臼的最大功能。那些年，清明、中秋、春节，家家户户都会捣麻糍。有时，院中碰到红白喜事，也会捣麻糍。特别是到了年关，捣麻糍的场面更闹猛。那时，院中人丁兴旺，哥哥、叔叔、伯伯，男子汉也多。他们轮番上阵，上午你帮我家捣，下午我帮你家捣。有的，也不用邻居帮忙，全家齐动员，八九斗麻糍，轻松捣完。连着好几天，从早上到晚上，院子里弥漫着浓浓的糯米香味。那时的男子汉们，都有一身力气，高高抡起的石锤，在砸进粉团的瞬间，不仅粉团会跳跃，石捣臼也会跟着震动，震得石捣臼下的泥地面，起了裂纹，看得我们小孩子一愣一愣的。

　　如果认为石捣臼只能捣捣麻糍，那只能说你没在村子里待过。一年四季，石捣臼的用处多着呢。捣米、捣麦穗甚至捣草药，都可以。记忆中，在冬天母亲总会捣粟米。母亲身材娇小，虽说力气小点，但抡石锤的范儿，与男子汉们也不差上下。嘿、嘿，石锤一下下落在粟米粒上。累了，放下石锤站一会儿；热了，脱下外套接着捶。一臼粟米，几万粒，在母亲无数次不停歇地捶击下，红壳褪去，慢慢转黄……那些年，家里粟米很多，吃的粟米粥、粟米麻糍，都是母亲一锤一锤捣出来的。

　　石捣臼是四合院里几家邻居请了石匠开凿的，有时四合院外的阿婆、阿婶，也会端着一畚斗粟米、麦穗来捶捣。我很纳闷，为什么村人那么喜欢这个石捣臼。母亲说，石匠手艺好，石捣臼开凿得好，深浅、臼口比例合适，捣起来不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