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

　　司马周

　　编者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历史文化工程建设，继开展“何以缑城”探源，又紧锣密鼓筹备“宁海方孝孺文化研究会”，旨在通过对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挖掘梳理先贤事迹，诠释框定先贤精神，并积极传承缑城历史文脉，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文化自信和精神动力。今起，宁海方孝孺文化研究会(筹)与宁海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陵南高风”栏目(大佳何溪下王陵南谷，尚存方孝孺少年读书处遗址)，主要刊发方孝孺研究考证等相关文章，敬请关注，并欢迎来稿。

　　方孝孺，浙江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方孝孺曾以“逊志”命名其书斋。因其故邑宁海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方孝孺是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思想家。后因他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于公元1402年被朱棣杀害。南明福王时追谥他为“文正”。

　　悼念方孝孺，我认为不仅仅是追忆其人其事，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为当下的我们提供前行的动力源泉。个人认为在他身上体现的三种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学习方孝孺刻苦求学的奋进态度

　　方孝孺之所以被称为“天下读书种子”，除了教书育人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身才华横溢，他阅读广泛，博学多才。方孝孺出生于元顺帝至正17年(公元1357年)，当时正值元末天下大乱，时局动荡不安之时，并不是读书的好时机。而且当时的他，家庭屡遭变故。7岁的时候生母去世，12岁的时候对他很好的继母又死了，19岁的时候父亲方克勤因“空印案”被杀，所以他说自己是“盖二十而丁三艰”，平生“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但在苦难面前，他没有放弃，依然自立、自强，依然刻苦奋进。

　　方孝孺自小读书有天赋，3岁时，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能。5岁时，就知读什么书，知道文章的好坏。6岁的时候就已能作诗，他文集中有一首《题山水隐者》诗就是6岁时所作，其中两句写得非常大气和雅致：“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除了天分，刻苦求学是他博学多才之源。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看到书中记载的圣贤名字或者圣贤的画像，就默默下定决心，长大后也要成为圣贤。所以他读书的时候就异常刻苦，每天读书要达到1寸厚。他读书时，“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读到开心和入迷之处，虽然外面钟鼓齐鸣，或风雨大作，他都感觉不到，沉浸其中。9岁时，就能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背下来；13岁时，就能创作散文、古文和词。而且千言立就，所以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小韩子”(小韩愈)。长大后，更是拜大儒宋濂为师，学问大进，为同辈人所推崇。每一篇文章出来，海内争相传诵。乃至后来成为了帝王之师，建文帝有什么疑难问题、国家大事，都要咨询和请教他，“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扆(音衣)前批答。”

　　这种读书的刻苦精神和人生奋进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我们现在读书很便利，为什么闲下来的时候宁愿捧着个手机而没有心思去读书，去思考呢？

　　二是学习方孝孺坚持操守的气节精神

　　方孝孺之所以被人称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面对残暴，面对生命之忧时，坚持操守的气节，坚持独立的人格。在此，我们先共同回顾一下那一场发生在600多前的历史惨案：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拜谒孝陵后，在奉天殿即位，改年号为永乐。朱棣攻占京城后，四次派人请方孝孺，方孝孺坚决不从。被逼去见，方孝孺则身穿孝服，昼夜号哭，如丧考妣。朱棣让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等去劝说。方孝孺明白他们的来意后，训斥道：你们这些人跟我数年，难道还不明白道义是非吗？朱棣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肯，手书四个大字：“燕贼篡位。”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厉声喝道：“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回敬道：“便十族奈我何！”最终酿成了历史上惨绝人寰的“诛十族”惨案。死者八百余人，流放治罪者不计其数。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方孝孺当时如果稍事变通，顺从成祖之意，则亦将与李景隆(建文帝时的将领)辈一样，可以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那么方孝孺为什么会选择死而放弃生，选择义而放弃利，难道他不知道生命的宝贵，难道他不明白低头的好处，难道他不清楚自己抗争的后果？他这一选择是不是一时兴起，心血来潮呢？非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生与义的关系，古代的仁人义士视死如归，把死看得和日常饮食一样稀松平常，在死面前欣然就之而不推辞，难道是他们的喜好与一般人不同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道与义。在正义面前，如果为正义而死，死得其所；如果背弃正义苟活于世，那将是一辈子的耻辱；如果是放弃正义去追求所谓的荣华富贵，则非常可耻；如果是因为坚持正义而贫困潦倒，那人生也将是非常快乐的。所以他说：“故而取舍之际，断乎其不苟也。”可见，方孝孺这样的一种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一时激愤，是他“以命遂志”的体现。明末大儒刘宗周对方孝孺之死评价道：“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方孝孺是想用死告诉一切执掌生死大权的专制统治者，他们并不能左右一切、为所欲为，世间还存在着凭一腔热血维护正义的殉道者，天地正气不会因为暴虐的权力而毁之不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孝孺之死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启示。正如学者胡适所评价的：“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人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准确的……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

　　三是学习方孝孺积德蓄学的家学传统

　　自古以来，家族的长期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良好家风的引导。家学则是指家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代代相传的学业，是在家风影响下涵育子孙精神、砥砺道德品行的具体内容。常州人赵翼曾说：“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而家学作为父子相继的世业，其所涵养出来的良好家风，对于维持门第、教养子弟等具有重要价值，是家族的文化命脉。所以生长的环境、家学传统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孝孺坚持气节的精神，既有地域文化的影响，又有家学渊源的熏陶。

　　从地域来看，孝孺的家乡浙江宁海尚礼重节。方孝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吾乡士君子，尚礼仪而重名节。”方孝孺受宁海地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可谓是“闻其风而被其化”，可以说方孝孺正是“尚礼仪而重名节”地方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种子”。再从方孝孺的家世来看，方氏家族是一个“积德蓄学”的世家(方孝孺在《谨行》一文中曾说：“吾家自始迁祖至于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赀产，则不逾于中家。以言乎爵禄，则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于人，见推于世者，以先人世有积德蓄学，操行异乎恒人焉耳。”)。方孝孺在《先府君行状》一文中亦云：“世敦儒术，为邑礼仪家。”方氏的家学是“儒学”，是礼仪世家的典范。刘梦溪先生曾经说过：“家世和家学，则决定学者的个性风貌及学术品格。”所以方家这样的一个世家对方孝孺的成人成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方孝孺的身上，我们知道家风家学对于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重视家风家学的树立，传播与弘扬优良的家风家学，有利于提高后代的自身修养。

　　方孝孺身上有很多宝贵品质值得我们挖掘和学习，在这里我只是把他身上体现的三种主要精神进行了简要分析，我希望他的这三种精神能够引起我们思考，带给我们启发，能够成为我们今后生活和工作的指南。我也希望，方孝孺研究者能进一步挖掘方孝孺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并将其凝练成简短的文字，进行讲解、传播和弘扬，一句话就是要讲好方孝孺的故事，为弘扬方孝孺的精神作出努力，为方孝孺研究成果的壮大提供动力。

　　(作者系湖南汨罗人，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导，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