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祥

　　我曾有十亩棉地，是单位承包给我的。我所在的单位是青珠农场西关大队第十生产队，队长叫陈振清。2018年8月22日，青珠农场变革为长街镇青农社区。队长转换角色不到二年也驾鹤西去。

　　时代大潮淹没了过去，裸露在心头的是我的那片棉地。

　　青珠农场是国有农垦企业，创办于1956年2月，主业是棉花。1983年，农场把改革的触角伸向棉花产业，试行“家庭农场”。场里把土地承包给每户的生产队职工，由他们负责播种管理，生产队负责采摘销售。

　　我的队长来自桑州镇麻山村。他按照抓阄的编号顺序，给大家依次划分地块，我分到了十亩棉地。有位阿姨在队长面前为我担心。队长当即打断她的话题，“船到桥头自会直，难忖得介多。”他还用粗壮的手柔软地比划着。

　　清明过后，队长叫我药粉搅拌花籽，把探亲欠下的三天义务工结了。我想说地里的活没干好，可能要影响棉花播种。可一想起他那个比划的动作，心一沉，又懒得同他搭话。

　　三天过后，一场持续多天的雨开场了，雨淅淅沥沥，仿佛落在我心口的油锅里。有一天，我终于盼到天晴的迹象，便穿上雨衣，早早来到承包地掏“草籽饼”。我的部分地块蚕豆套种草籽。这旱地草籽书名叫“黄花苜蓿”，是播种棉花打底的绿肥，我像挖坑那样将它挖起，然后又将它反个面深埋。泥巴粘满钉齿，我的动作十分笨拙，掏了个把小时，这条绿带不见得在缩短。再过三五天棉花就要开播了，按这个速度，给我一个星期都掏不完。我心里急得热烘烘，干脆剥光衣服，呆呆地望着黄珠山。此时的天空，云层懒洋洋地泛白开来，一副睡意朦胧的样子，那雨丝似雾，又像缥缈的丝巾，回旋在黄珠山上。

　　“穿上雨衣，当心冻了。”队长披着雨衣，提着铁耙，从我的背后走来，那声音在寂静的空间字字清晰，触动了我内心的孤独。我倏然间蹿上一团火，想借铁耙发泄，可那铁耙举在手中越来越沉，而每一次落下，又显得越来越轻，偶尔会从“草籽饼”中弹了回来。忽然，我身后隐约传来响动，回过头，见队长在帮我掏“草籽饼”。他快速挥动铁耙，不多时已追到我身边。他问我：“刚才在望什么呢？”他流淌在笑容里的汗水，在我心中瞬间汇成一股暖流，奔涌着将要冲出眼眶。望什么呢？黄珠山上有个水塔！每当想家的时候，我就爬到水塔顶，朝着胡陈港的方向瞭望，直到港水消退了天边的霞光，我的心才渐渐安静下来。队长说：“我侄佬在农场做过知青。他肯吃苦，诗写得很好，后来考到台州读师范去了。年轻人只要勤奋，就不会眼前独条路。”队长要我交换铁耙。他的铁耙与我的相比，钉齿细短，拿在手里十分轻巧。竹柄已被汗水染成啡色，光滑得摸不出竹节，上面刻着“王冬梅”三个字。

　　我无法忘记这样的情景：一望无际的棉地，二个人的天地，乍暖还寒季节，雨水与我身上的汗水交融，铁耙从沉睡的土地里翻出春的气息，队长伴奏着我青春的歌。之后，队长还是一副粗犷的模样，但不管怎么看，都能感受到淳朴中的亲近感，我很自然地叫起了“振清叔”。

　　棉花的生长要经历播种、削草、补苗、整枝、施肥、除虫、打脑、采摘等多个环节，尤其是棉花出苗后，气候时常多变。雨后的塘地，青草疯长，棉苗纤细，小草相依，老职工用尖角一挑一勾，小草就会从株脚剔出来。他们草刮着地“沙沙”响，削草就像刮胡子一样，而我却像小学生学写字，稍有不慎，就会连草带苗一道削去。烈日烤得棉苗耷下脑袋，小队人员仍在用汗水无数遍地滋润着脚下的土地。棉花的棵儿一天天变粗，暗红的枝杈一寸寸伸长，行与行的间距一点点缩小，这时的我开始跳跃式削草，还有意同小队人员保持很短的距离。大家都夸我削草快起来了，已经适应这一行了。

　　农历七月半临近，队长到每个队员的棉地抽株数桃测算产量。记得有个下午，队长还未走出我的地块就连声叫我，那声音出奇的大。他古铜色的脸盘变得通红，整齐的牙齿少了一颗侧切牙，与我对视的目光不飘移，“你是怎样削草的？两头光溜溜，地中央青草蓬蓬，连人都走不过。还有，缺株太多了！”尽管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深感愧疚，只好坐在田埂上不吱声。队长站了一会儿走了。我见他虎背熊腰，像乔木一般挺拔，那脚步踩在田埂上，听起来是那么的稳健有力。

　　更让我入心的是那场雷雨。有天下午，大家躲进黑洞洞的草棚，外面雷光电火，风横雨急。大家或蹲或坐，七嘴八舌议论起坐办公室有多爽快。有个阿姨突然指着我说，“坐办公室谁不会？连他都可以坐。”我的脸上似乎被蜂蜇了一下，火辣辣地难受。这时，队长插话了，“人家还是小后生，你下结论有些早了。我们走的是独条路，难道他会同我们一样？”我的心又“咯噔”了一下。雨水淋过棉花生长的每个环节，这次竟淋到了我的心头。我心里卷起的波澜，漫过彷徨，冲击着时断时续的梦想。可现实是密密的雨帘，哪能看清前方的路？

　　一转眼，棉花进入采摘期，队长安排我拉棉花。我每天拉着两只大竹筐跟踪采摘队伍，稍有空余就埋头看书。棉花进入旺潮后，车上要放三只大竹筐，队长怕我拉不动，就叫我称棉花记账，于是，棉地成了我的阅览室。太阳在棉地上空画了半个圈走了，而我借用深夜的灯光，继续寻找棉地的出路。每天带着书来到棉地，我心里就不再空虚，有时双眼看得发酸，便躺在田埂上。秋天的天空很蓝，白云被风撕成一片片，甩开水袖轻舞飞扬。我的心仿佛被云儿牵走，感觉离棉地越来越远……

　　二年后的深秋，我离开农场。见路人背着棉箩，我就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双眼湿润停下脚步，向农场鞠躬道别。后来，我曾多次来到农场，看望振清叔及一些关心过我的农场人，也看望了我的十亩棉地。我的棉地一部分变成了林地，不见草棚，不见棉花，几乎没有当年的痕迹。

　　2014年，我在县五水共治办公室挂职。有一天下午去农场巡查，车子在原罐头厂斜对面的新路上行驶，我见前面有两个人鹅行鸭步，那模样非常熟悉，便停车上前打招呼：“振清叔，阿姨！”冬梅阿姨戴着口罩，美丽的眼睛失去光泽，毫无表情地打量着我。振清叔说：“她去年动了手术。老了，身体都垮了，我的一只耳朵也聋了。”我们聊了一阵子，冬梅阿姨的左臂在振清叔携扶的手中动了几下。振清叔说：“你阿姨站不牢了，该回去了。”

　　天阴沉沉的，酷似我的心情。路边两排挺拔的树木，构成一条绿色长廊，秋风卷起片片绿叶，好像在翻阅我的那段往事。振清叔携扶着冬梅阿姨，像蜗牛那样一点一点地挪动脚步。他俩的后背有些佝偻，而前面却是他俩曾经挥洒汗水的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