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邦德

　　三、方孝孺的书论解读

　　《题王右军游目帖》和《书兰亭墨本后》，均为方孝孺鉴赏王羲之名作后所题跋：

　　余在京师数见右军墨迹，率皆窘束羞涩，类钩摹而成者，决知其非真也。今观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世之临者，虽积笔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军谁足以与此哉？或以纸笔未故疑，秘阁有唐初诰文，纸色如新，则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郑君仲辨最博雅善书，亦谓为右军真迹无疑，相与熟玩久之，因识其后。(《逊志斋集》卷之十八)

　　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刘会孟诸公鉴定，以为定武旧本。初见未觉其妙，久玩之，令人有可悟入处，真可宝也哉！(《逊志斋集》卷之十八)

　　从“余在京师数见右军墨迹”句及其《题褚遂良书唐文皇哀册墨迹》、《题萧翼赚兰亭图》、《题宋孝宗题橙花诗后》、《徽宗花鸟图》、《题米氏山水图后》、《题赵子昂千字文帖》等诗歌跋文推断，观帖跋文时间应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皇孙朱允炆继位，方孝孺被征召入京辅佐，任翰林学士，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难之役”被害之间。从中可见方孝孺在此期间接触了不少朝廷所藏的名画法帖，其鉴赏水平之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方孝孺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尽管与唐太宗的“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评语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动”和“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以及“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视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等观点很有见地，在书学史上颇有意义，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方孝孺儒家“圣人之道”的哲学思想。从鉴定书画真伪的角度来看，材质其表之新旧当然是判定真伪的依据之一，但非关键要素，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而关键在于书画本身，如笔墨情趣、精神气韵、个性格调等。方孝孺用类推之法果断地否定了有人提出的“纸笔未故”之疑，可见其鉴赏古代书画眼光之犀利。跋文与其说是辨伪定真的鉴词，还不如说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品评书论，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

　　方孝孺《题褚遂良书唐文皇哀册墨迹》云：

　　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萧洒酝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备，而怒张挺勃之气亦已露矣。唐初诸贤去古未远，故犹有晋宋遗风，观褚公所书《哀册》，岂后人所可仿佛哉？古人所为，常使意胜于法，而后世常法胜于意。意难识而法易知。颜、柳之书，余一见即知其美，此书八九年中凡三见矣。今始识其用意之妙，正犹有道君子泊然内运，非久与之居，不足知其所蕴也。(《逊志斋集》卷之十八)

　　方孝孺以其深厚的史学涵养，全面地比较了历代诸家的书法，看到了由于时代的发展，书法也具有不同时代的美学特征，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他一反时人只重法度而无视书意的做法，提出“意难识而法易知”这一带有根本性的书法美学观问题。虽然在方孝孺心目中也只有晋唐书法，但他的着眼点高于他人。他首先看到“其书如雅人胜士，自觉有出尘意”的原因就在于“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因而那“萧洒酝藉、折旋俯仰”的容止姿态，正是这种精神气格物化的表露与写照。初唐欧、虞、褚、薛“去古未远，故犹有晋宋遗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中唐即“法度森然大备，怒张挺勃之气亦已显露矣”，原因就在于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发生了变化，古人“意”胜于“法”，后世常“法胜于意”，所谓“意难识而法易知”。根据古人的字迹去研究其法度并不难，而“意”，即书法内蕴之美却是难识的，识“意”如识“有道君子”，“非久与之居，不足知其所蕴也”。学古人书，若只知其形式，不深识其内蕴，如此学书，其审美境界岂能高乎？中国书法美学把“意”作为最高的审美原则，认为“意”与“美”、“法”、“灵”等相通。清刘熙载《书概》云：“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受命也。”

　　方孝孺《题颜鲁公书放生池石刻》又云：

　　肃宗之放生，煦煦小仁，无足称者，当时池多至八十余所，而此碑独以鲁公辞翰而传。则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荣也哉？公之书人皆知其为可贵，至于正而不拘，庄而不险，从容法度之中，而有闲雅自得之趣。非知书者不能识之，要非言语所能喻也。(《逊志斋集》卷之十八)

　　历史上对颜鲁公书法的评价不少，大凡多从其书迹碑刻的审美表象加以品评。通常者如“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具体者如“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概言者如“年高笔老，风力遒厚”；巧喻者如“平原气在胸，毛颖足吞虏”等等不一而足。正如方孝孺此跋中云：“人皆知其为贵。”然而，能解颜书“貌厉而意和”者独方孝孺也，透过其貌直取其意的敏锐的艺术感悟力超乎常人：“至于正而不拘，庄而不险，从容法度之中，而有闲雅自得之趣”。方孝孺以儒家中庸思想从哲学层面分析问题，这既是他理学思想的体现，也是他格物穷理之方法论的应用，故而他的观点自然高人一筹，发前人所未发之言，且对后世董其昌的一些书学观不无影响。董其昌在70余岁临作跋语中亦曾提到类似的见解：“略存优孟衣冠，俾后之览者，知颜书于郁屈瑰奇中，自有柔情绰态，是则鲁公知己矣。”(《石渠宝笈续编》二十九册《董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一卷》)方氏的《题宋舍人草书千字文后》、《题宋仲珩草书自作诗》、《题宋舍人篆书》等书评，均为方孝孺对明初时人宋仲珩书法的评价，从而引发对元明书法诸家的品鉴，从中体现了方孝孺的文学艺术创作观：

　　近代能草书者，吴兴赵公子昂，公所敬者，为鲜于公伯几，稍后得名者，为康里公子山，吾尝评赵公草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发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鲜于公如渔阳健儿，姿体充伟而少韵度；康里公如鸾雏出巢，神彩可爱而颉颃未熟。虽俱得重名，而赵公高矣。继三公而作者，金华宋仲珩，草书如天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涧渡险，不动气力。虽若不可踪迹，而驰骤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鲜于、康里，使赵公见之，必有起予之叹。此卷千字文，乃仲珩为李君思问书者，尤浑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问勿易视之。(《逊志斋集》卷之十八)

　　“明初书论由于受元代复古主义理论的影响，大都显示出对赵孟頫的独尊，赵孟頫在元代倡导的书法复古主义运动，力矫北宋尚意书风，使二王帖学传统得到重新恢复，这不仅为赵孟頫赢得书坛领袖地位，同时也使赵孟成頫为帖学正宗。”(陈振濂《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七章《明代书论的沉滞与反叛》)因而，方孝孺在文中提到的“吾尝评赵公草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发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充分体现了明初书学思潮的这一特征。然而，方孝孺并未受当时尚古心态的影响，一味厚古薄今，而是以时人宋仲珩书法为例，表明了其“因时而变”的创作发展观：“金华宋仲珩，草书如天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涧渡险，不动气力。虽若不可踪迹，而驰骤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鲜于、康里，使赵公见之，必有起予之叹”。尤其“使赵公见之，必有起予之叹”此句更是耐人寻味。联系文前对赵孟頫的评价，不难发现，赵公草书“号令严明，不使毫发出法度外”之潜台词正是赵公草书谨严有余而潇散不足。我们从方孝孺《谈诗》绝句中或许也可以读出其真正用意之所在：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逊志斋集》卷之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