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开宇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为机缘巧合，西乡木匠的独子爱上了东隅道士的幺女，不久便有了我。

　　我生在姥家，长在姥家，只知吃喝拉撒，不识稼穑辛苦。直到那年十周岁才回到老家。

　　父亲曾经是县木材公司的正式职工，母亲在手工业社做临时工。三年困难时期精简下放，他们回到了老家务农。

　　祖父的老屋，后水门有一条小水沟，过沟西行一里许，有一处叫“大湾”的地方，上部是毛竹山，下部是庄稼地。竹山作为自留山分给了我家和另外几家农户；庄稼地高高低低大小不等，鱼鲞一样晒在斑驳光影里，那是我家的自留地，大约有十几块。我家吃口多，除了爷爷和待字闺中的小姑，还有我那些每三年一个来凡间报到的弟弟，15年添了5个。老家穷乡僻壤，山多田少，村庄坐南朝北，光照不足，长期吃国家救济粮，自留地这条“资本主义”尾巴一直拖着未能割去。也因此成了我家6个葫芦娃的学农基地。

　　自留地西边有一块长方形地块，曾经种过小麦，也种过蜀黍。麦苗拔节时，下道地大伯的羊群路过，总不忘抢吃几口，令人心疼不已。麦穗伸出了头，吐出金灿灿的光芒来；骄阳如火，一时三刻就秆黄麦熟。经验告诉我们：芒种无雨，紧割小麦两日半。割下麦堆，用柴绳捆缚，用冲杠一头一把挑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搬回家。吃过夜饭，借着月光，在道地稻桶上支起遮阳稻床，你一下我一下蓬蓬勃勃地脱粒，虽苦虽累，但想起新麦可尝——“麦来不吃米”，台州式硬气就上来。

　　麦收之后通常是压番薯。记得有一年，薯苗是父亲自己在地窖里培养的，种了好几块地。品种有红皮白心的本地小种，也有出粉率高的外地圆种。本地小种藤蔓细长，产量不高，但口感极佳，至今难忘。

　　翻番薯藤既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藤蔓过长，贴地处会长出细根，用力过猛容易拉断，影响叶片生长和光合作用。

　　大湾中间有上下两块半月形洼地，适宜春种倭豆、夏种南瓜。洼地坡处环绕的狭长地块种着带状植物，斜插着木条子，夏季生长的叫带豆，秋季生长的叫八月豇。靠山一侧的菱形地块挂着水灵灵的羊角茄子，过了立秋一般就不能吃了，说是有毒。曾几何时，茄子地里冒出了几朵鸡冠花，亭亭玉立，煞是可爱。洼地里坎还有几丛苎麻，那是母亲的专利，每年春夏之交，总有那么一两天，收秆、脱骨、去皮、制线，妇孺们忙得不可开交。

　　自留地东边小路坎头顶，有两段土质较好的地块，春种洋芋秋种萝卜白菜。在此我学会了使唤黄牛耕耙，也践行着诸多“小生产”活动。除了完成父母布置的日常农活，兄弟们总会忙里偷闲“直播带货”，见缝插针在地角落头种点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比如小青菜啦，小黄瓜啦，小辣椒啦，蓬蒿菜啦，小葱大蒜藠头株啦等等。尤其是在冬季，小青菜透骨新鲜，或炒菜或煲汤色香味俱佳，我们满坡满陇寻找别人家撒播的青菜苗，移植一些到自己的三坑两洼中，浇水施肥特别护理，乐此不疲。

　　大湾的自留地在我的记忆中鲜活了几十年，直到父母进城，兄弟们背井离乡离散不定，直到老竹山侵袭旧山地荒芜难辨旧貌，直到那条“资本主义”的尾巴，自然退化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