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首献

　　有人说，小说就是历史的坟墓。如果从小说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的生死关系来看，确实有着几分道理。不过，更准确地讲，小说应该是历史的墓志铭或者纪念碑。这就意味着，小说不仅仅是历史的告别，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深入灵魂深处的铭记。我们总希望告别历史，但告别历史总归是容易的，而铭记历史却需要一代一代的人接力不断地努力。小说就是这种接力的接力棒。在这种意义上，滕延青的《街上》是一段历史，也是一段铭记；是一种告别，更是一种接力。它以作者自己父辈的人生故事为基材，以近现代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流变为节奏，以作者对浙东土地充满深情的热爱与敬意为主线，生动、细密地演绎了一曲凄怆、哀婉的人性交响曲，一场苦难、深沉的历史悲喜剧。

　　人生总是在起起伏伏中延宕，人性总是在明明灭灭中变幻，历史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这是人生的常态、人性的真相和历史的宿命。桃源街和桃源街上的众生在这种人生常态的夹缝中挣扎、迎合，在人性真相的逼视中游离、沉浮，在历史宿命的淫威下徘徊、苟且，有的人得意，有的人失意，有的人不择手段，有的人解困救急，平庸与算计同行，情欲与善良交织，卑微与高尚勾连，共同铺就了一幅斑驳陆离、欲望横流的人性画卷。桃源街，一个有着诗意的名字，却积聚着中国人陈习的日常伦理和处世态度，包藏着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沧桑和苦难，童养媳、逃婚、学徒、勾引、长工、通奸、家族争斗、饥饿、包办婚姻，桃源街每天上演着的七情六欲、饮食男女，炮制了太多人生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街上》通过逼真的历史记录，生动的日常演绎，真情的美学表现，展示了偏于一隅的近现代浙东小市镇和农村在时代裹挟下的世态人情、风俗纲常、人事沉浮、人性面相、世俗生气。它用犀利的笔锋敏锐地描绘着社会时代的变迁烙在每一个小人物身上的印痕，成功展现了在历史的吞噬中的浙东小民的众生相。

　　或曰：小说就是“小说”，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市井烟火、饮食男女永远是小说的主题。但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叩问历史、解剖人性、追问伦理、昌扬高地也永远是小说的义务。一个小说家如果只拘于“小”，那他最终也只不过是一个“末道小技”的追随者、一个食色生活的旁观人和一个历史内蕴的错失者。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要有大眼光、高境界和厚视野。《街上》既是小说又超越“小说”，它在市井烟火、食色生活中编织着浙东芸芸众生的俗常和欲望，在小民的日常中演绎着桃源街巷上的智慧和生谋。但是，《街上》也是“大说”，它小言大义，比类连喻，在生活的琐屑中雕刻人性的伟岸和亮光，一凿一斧，金石电光，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在历史的沉浮中打捞传统的精髓和碎片，一钩一勺，沉着精准，一举一动，坚毅无比。无论是龙作雨的迂腐与清高、金不换的忠诚与痴情、丁向祺的隐忍与善良、阿信的宽厚与坚韧、雪秋苇的清纯与天真，抑或朱茂山的朴实与忠义、浮生的本色与仁义，如此等等，他们在桃源街的道地中抵挡着欲望横流的冲撞席卷，拒绝着历史污垢的裹挟掩埋，在人生的舞台上彰显着生命的真诚、可爱与可贵。小人物、小事件、小道地、小命运，《街上》通过一众卑微的“小”，展现了大际会、大决断、大精神、大伦理，铸造了一个时代的洪钟大吕，在历史的幽深处踏响了空谷的足音。

　　该走的一定会走，该来的必定要来。历史车轮的滚动不仅仅只有嘈嘈切切的杂声噪音，更有滔滔江水一般的无以阻挡之势。人性是白是黑、人生起落升降在其碾压与裹挟中都很难有自己可以掌控的航标。浮生、老金、小小、丁香、大水、秋苇、龙作雨、阿信、陈谷昌、尤大水、丁向祺等等等等，他们随波逐流，唯唯诺诺，或白或黑，或起或落，在桃源街的巷巷壑壑中走向人生的归宿。罗曼·罗兰曾说过，“很好地了解和描绘历史人物的唯一方法是深入到他们中去，如果不能爱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滕延青做到了，他的血脉流淌在桃源街的每一个道地里，他熟悉店铺中每一个人的气息，他从自己记忆的坟墓中一点一点地开掘着桃源街上的各色人等，一寸一寸地浮现着他们的肌理，让他们不仅活在自己的记忆里，也活在作品里，更活在读者的心底。在这种意义上，《街上》是作者父辈人生的“朝花夕拾”。作品在写桃源街，写已经沉入烟海的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同时，也是在写作者自己，写他深爱着的父辈一代的努力挣扎着的苦难人生和跌跌撞撞的人性，以及他们从来不知道屈服的灵魂。

　　满篇讥诃，一痕不露。小说对日本兵的控诉、对国民党的腐败、对大跃进的批判、对文革的反思，都隐没在桃源街人的日常烟火之中。挑夫、壮丁、兵役、吊店、游行，哪怕是一碗红烧肉，几个地瓜，一块大洋，都折射着人性的五彩斑斓。世界上没有桃花源，人性的暗面，人生的惨象，世俗的卑污，生活的暗淡，生命的突兀，在桃源街上每天都在发生着。桃源街是坚韧的，流淌在它的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活跃在它的曲折历史的每一片褶皱之中。

　　作家浦子说，将小说回归文学根本，即人性的叙写，滕延青的《街上》做到了。是论甚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街上》不只是在向一个时代告别，更是在向一个时代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