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祥

　　记者节快要到了。每当国庆节过后，我就翘盼着这个节日的到来。日子每天雷同，只有11月8日这天同国庆节一样，非同寻常，因为我是一名记者。而今年我只能在门外张望，翻滚的心潮情不自禁地蹦出眼眶。

　　做记者的念头我当初只是一闪而过。那是看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之后，我竟羡慕起高加林新闻干事的职业。可现实的泥巴与梦想的墨水是做不出“面包”的，我这个农场的“泥腿子”只能在密密的书林里寻找希望。十年后，我凭借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立过功受过奖，才登上宁海人民广播站这个大雅之堂。

　　那时的宁海人民广播站是我县唯独一家新闻单位，规模很小，在职人员是目前传媒集团的十分之一。广播站的编辑部只有10来个人，我在编辑、记者的岗位上每月轮换。每当编辑好一档3000字的《宁广新闻》，我就把一些“露芽”的新闻“养着”，留意它的成长变化，等待时机再去挖掘。我自知先天不足，只能在练好写作技巧上下功夫，久而久之，便养成了爱琢磨的习惯。那时的《中国青年报》经常有整版的长篇通讯，我借夜晚的时光读完之后，把留在大脑里的精华部分作为改写的素材，浓缩成800字内的广播通讯。通过一次次的反复练习，我终于尝到甜头，当年采写的《家庭阅报室》获得宁波市优秀广播电视作品一等奖，还被评为宁波市先进新闻工作者。

　　在我三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从经历的三次惊险山路，领悟到记者要有责任，懂得慎行。第一次坐三卡去双峰，却不知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满山烟雨缥缈，分不清东西南北，我的心在颠簸中荡着秋千，一路上经受着过往车辆的惊吓。岔路王爱建造的冠峰公路接近尾声，我坐三卡去现场，驾驶员借着下坡把三卡开得像脱缰的野马，而路边没有护栏，只有悬崖，把我吓得尖叫起来：“师傅慢点，师傅慢点……”有一年县里开展路线教育，从深甽大里搭乘三轮摩托返回，途中车子发生侧翻，我瘸着腿回家。尽管如此，而我到基层一线捕捉鲜活新闻的路仍在走、不停地走。

　　在我的印象里，台风似一头有故事的怪兽。1993年的那场台风，把团结塘坝撕开一个口子，海水倒灌橘园，干群在大坝奋力填堵。我坐船去现场，橘枝如稻秧；小船在浪里跳舞，我的心却在不停地伴奏。更难忘的是1997年的“8·18”台灾。我赶到受灾最严重的青珠农场，连夜采写当地抢险救灾、生产自救的报道。第二天临近中午，我接到通知：越溪乡下湾村防台烈士中午12点出殡，制作一条录音报道。由于交通不便，我完成采访返回单位已是下午4点多，编辑正在焦急地等“米”下锅，播音员时不时地轮番催促，因为下午6时要播出《宁广新闻》。这样的经历对老广播的记者来说都有类似的感受，因为热爱广播，他们把这一次次的难忘经历酝酿成一段段美好的往事。

　　两年后，分管宣传的副站长调往宁波，新提拔的编辑部主任主持工作不到一年又改行了。我接替编辑部主任的第二年，宁海着手“站”改“台”，节目要从原来的7个小时延长到15个小时，并且由原先的录播改为直录播，开通热线电话，实行调频广播与有线广播同时传输。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由我来负责节目的改版扩容工作。那么，节目版块怎样设计、时段上怎样安排？推出哪些直播节目、怎样与相关部门对接？招聘业余主持人有什么要求，对他们怎样培训、管理……这一系列问题让我寝食难安。我借鉴其他县级台的栏目布局，结合本部室人手少的实际，经过深思熟虑，初定栏目名称和直播时段，并把设计的节目方案反复征求大家意见，通过集思广益、几易其稿后，报请上级领导审定，再去分头落实。各栏目组除了在广播的不同时段进行宣传之外，还跑到学校、医院、菜市场大门口张贴“海报”，预告宁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时间、介绍直播时段的栏目名称以及热线电话，希望大家踊跃参与。1995年12月7日，宁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这是宁海广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每当听到“宁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听到《校园风铃》、《空中门诊》、《开心60分》等直播节目，我的心就会在电波中荡漾。

　　宁海人民广播站创办于1956年4月，同年7月1日正式播音，最早坐落在城关白石头裘家粮库，播音室简陋，隔音墙仅以蛎灰作为装饰材料。而广播站的前身是宁海县收音站，成立于1950年10月，主要负责收听中央和华东地区的广播节目。1972年，广播站在县府大院建造新大楼，1988年开通调频广播FM98.9，播音员朱亚婵、任爱民、赵才龙、王静浪是那个时代的“网红”。

　　广播站老矣，而我也在广播电台三十而立之年退休了。社会的渐进式变革，将媒体的接力棒从广播站传承到广播电台、广播电视台、宁海传媒集团，延续着使命与担当。我穿行在这个站台，感受着每一次嬗变的荣光；我徘徊在这个站台，心动与行动总是僵持在当初的那一个念头里；我坚守在这个站台，生命中葱绿的底色渐已昏黄，晚霞铺盖了我的大半生时光。

　　这是融进我生命的站台，也是我创造自我价值的平台。我在这个站台上高歌或独酌，源自于广电的这份情愫。基于此，我在记者节前夕留下这些文字，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