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

　　在浙江宁海前童镇南岙村的石镜山麓，白溪水声潺潺，几株古柏历经六百年风雨，依旧郁郁葱葱。它们所守望的，是一处名叫“石镜精舍”的故址。门槛无言，明砖默立，唯有中厅立着的方孝孺先生雕像，与“人间正气”的匾额，昭示着此地不凡的过往。这是一段学问与气节的起点，也是一位大儒精神轨迹的源头。这条轨迹，从浙东的深山精舍出发，向西绵延，穿过汉中，最终抵达成都蜀王府的“正学”之斋，在历史的星空中划出一道璀璨而悲壮的弧光。

　　石镜精舍的诞生，始于一个“孝”字与一个“教”字。明洪武十三年(1380)，童氏七世祖童伯礼在安葬父亲于石镜山后，为永续孝思、课教子弟，于墓旁修建了这所家学精舍。它不称书院而名“精舍”，既有承袭汉代私人讲学古风的雅意，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其家族教育的性质。童伯礼“以礼自饬，以义自正，以经学望于后人”的治家理念，与一位青年学者的追求不谋而合。

　　这位学者，便是方孝孺。他天资卓绝，师从大儒宋濂，时人誉为“小韩子”。洪武十四年，方孝孺返乡省亲。暂居宁海期间，童伯礼仰慕其“学术纯正，品格严谨”，二度礼请，方孝孺亦为童氏苦心所动，欣然前来执尺授徒。于是，在这“深谷高斋”之中，聚起了“六经群书数百千卷”，回荡起琅琅弦诵之声。方孝孺在此讲学著述，为童氏修家谱、定礼仪，甚至亲手栽下柏树，与弟子们“雄谈为绝倒，空谷腾欢声”，一度产生了“栖隐谢浮名”的念头。石镜精舍，成为他早期教育实践与理学思想孕育的温暖摇篮。

　　然而，方孝孺的才华注定不会被埋没于山野。洪武二十二年(1389)底，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关键转折——被朝廷征召，授任为“陕西汉中府学教授”。这是一个看似远离权力中心的学官职位，却成为他声名远播的新起点。在汉中，他“日与诸生讲学不倦”，其学问与人格魅力，随着蜀道的风，吹进了成都的蜀王府。

　　当时的蜀王，是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素有“蜀秀才”贤名。他对方孝孺极为仰慕，于是“礼聘”其从汉中赴成都，担任“世子师”。从此，方孝孺的讲堂，从府县官学升入了亲王宫殿。蜀王对他礼遇殊隆，不仅常与之探讨道德学问，更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将方孝孺在王府中的读书斋室，亲自题名为“正学”。这一赐名，是对方孝孺所秉持的儒家正统学问与刚直品格的认可。自此，“正学先生”便成了方孝孺彪炳史册的称号。从宁海山间朴素的“石镜精舍”，到成都王宫中受赐嘉名的“正学”之斋，方孝孺完成了从地方名师到天下士林所宗的“正学”象征的身份升华。

　　“正学”之名，成为方孝孺人生的注脚，也预示了他最终的命运。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欲借重方孝孺的声望起草即位诏书。面对威逼利诱，这位“正学先生”选择了以身殉道，掷笔拒诏，终遭“诛十族”的旷世惨祸。他的著作被禁毁，与之相关的一切也遭受牵连。宁海的石镜精舍，因童氏子弟曾从其学而遭兵燹，一度荒芜；成都蜀王府中那间曾回荡着师生问答的“正学”书斋，也随着方孝孺的悲壮结局，被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

　　但正气终不泯灭。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追赐方孝孺“忠烈明臣”匾额，后世文人不断赋诗凭吊。而在前童，石镜精舍“治心修身”的宗旨与方孝孺的手植柏一同，在前童的土地上顽强存续。纵使相隔千里的成都，这段辉煌与悲壮交织的往事，亦未随风飘散，它们沉淀在了大地之下。

　　2013年，在成都天府广场一带的考古发掘中，规模宏大的“明代蜀王府遗址”重见天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宫城河道、青砖道路，以及超过一万件的明代瓷器残片，涵盖杯、盘、盏、瓶等多种类型，是目前所知明代藩王府出土瓷器最丰富的遗址。那些精美的青花碎片，或许曾盛过来自远方的香茗，在蜀王与“正学先生”的谈经论道间，被轻轻端起又放下。

　　如今，这些承载着历史密码的“宫城建筑残件与生活遗物”，被悉心清理、研究，并陈列于博物馆中。当我们驻足于这些展柜前，凝视那些温润或冰冷的残片时，目光仿佛能穿透玻璃与时空。我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明代王府的奢华，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现场——在这里，一位亲王曾以最高的礼节，将“正学”二字赠予一位儒者；在这里，一种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的学问与气节，曾得到过最虔诚的尊敬。

　　从浙东山麓以“孝”与“教”启蒙的石镜精舍，到巴蜀王宫被赋予“正”之理想的书斋，方孝孺走过的，是一条儒者“修、齐、治、平”的理想之路。这条路，以文化启蒙为始，以政治实践为途，最终以生命殉道于其核心价值。两个读书之所，一始一荣，一隐一显，共同勾勒出一代大儒的精神轮廓与命运曲线。而当代考古发现，如同一个深沉的回响，将那段被封存的历史，以最物质、最确凿的方式，拉回到我们眼前，完成了一场跨越六百年的对话。正学精神，便在这空间与时间的接力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