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子

　　这个行走发生在2025年12月6日上午10时50分。晴。

　　远远地，我就看见陈思和先生与他的学生陈丙杰等在那座长廊下，他的身上洒满了阳光，比阳光更有穿透力的是他深邃的目光。

　　他远远地就举起欢迎的手，对，是右手。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动态中先生的身子依然挺拔，脸色盎然如春。最终，我的目光停留在他的左手，拄着一根拐杖。我明白了，如果没有这根拐杖，先生刚才欢迎的时候，左手和右手会同时举起。

　　我清楚地记得，先生一直是用两只手帮扶别人的。2010年10月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龙窑》研讨会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在宁海温泉举办，当年还没有杭州湾跨海大桥，先生是当天从上海长途坐车从杭州绕行共达500多公里，时间长达五个多小时，在临近中餐的时间赶到会场，见面的第一个动作，是他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浦子，恭喜你。”在下午的会议上，在省作协党组书记赵和平主持会议并作主旨发言时，我看他的双手一直环抱在胸前。他第一个发言后，与大家一起合了影，已经是下午二点，他当即乘车回上海，说是有一批重要客人下午已经在上海了。

　　他当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主任，2006年前的一段时间又兼着《上海文学》的主编。那一天，正是中文系系庆前一日，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已经齐聚上海。他居然为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的研讨会，一天之内来回一千公里奔波不止。他兼任主编的时候，是《上海文学》少有的巅峰状态之一，另一个就是巴金兼任主编的时候。他在这个阶段提出来的“民间写作”理念，震撼了整个文坛。他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在于向乡土挖掘，而民间写作中野性体现的刚性，能够克服当代文学肌体的柔弱，是振兴文学的最大力量。于是，他兼任主编的《上海文学》，出现了一大批包括甘肃、浙江等地作家在内的民间写作者，其中也有我。我的包括《榫头会动的床》在内的一批中短篇带着泥土的生命感染力，登上了《上海文学》的大雅之堂。我的《龙窑》，是受了先生理念的熏陶而出现的。我记得那天研讨会召开之前，赵和平书记征询他关于《龙窑》的意见，他连说，好，好的。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更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这部书之后被推荐入围了那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

　　我知道先生上半年因脑梗住院。他脸色平和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轮位置，说，医生说脑梗的位置在这下面，让他的思考部位不致受损。此刻，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庆幸病魔也在伟大的思想前停住了脚步。他说，现在出院了，别的已经恢复正常，只是这只左腿，刚开始没有半点知觉，移动身子时就如拖了一只沙袋，现在康复师的帮助下，有了一点知觉。哈哈，他诙谐地笑着说，脑神经与腿神经，暂时短路失联了。

　　我就在这个时候走上前去搀扶住先生的。陈丙杰及时给我们拍了二张照片。照片上先生气宇轩昂，神采依然，我倚立在一边，矮了半个头。我的手似乎在搀扶先生，却是先生在提携我的样子。

　　2017年10月28日，在先生的主持下，我的“‘王庄三部曲’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先生作的主旨发言，之后，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文章就是：“坚持民间写作的作家——读浦子的长篇小说。”文章称：“浦子创作的长处是写民间故事，擅长于将民间故事的想象力和现实社会中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起来，由此透露出沉重的文化反思气息。这与我的研究兴趣比较相近。”文章又称：“浦子和我们这代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但是不同的是在知识背景上，我们大多数作家是站在接受了新文学传统的知识分子立场上去写民间，而浦子则是站在老百姓中间写作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坚持民间写作的作家。”

　　先生在左，我在右。我的左手携着他的右手，他的右手提携着我的左手。我们继续向前踱步。

　　我的王庄系列长篇小说在先生的理念推动下，已经写完第十部，正在写作第十一部，并正式命名为“王庄百年”系列，计划十八部。在患病之前，他为我的系列之八《祥云》再次费尽了心智。这部小说二十余万字，先生花了好几天时间，将其精华摘下，缩减成十万字，并认真写了近四千字的评论《<祥云>阅读笔记》，再推荐给一家大型杂志，杂志如期刊出。文章云：“作家浦子立下宏愿，要创作十八部长篇小说，为他所虚构的世界——浙江王庄立传——虽然他总是以斑斓驳杂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通俗文学为底本，他的作品的立意却始终蕴含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严肃批判的锋芒。他的创作又是别具一格，无数来自民间的艺术细节都浸淫了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活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元气淋漓的人物，粗鄙不文的语言，在当代文学领域可以归为贾平凹、莫言这一路，但三者也有所不同，就风格而论，平凹偏于朴实自然，莫言偏于磅礴激情，而浦子的创作风格，有着浙东人的狡黠、硬气而富有智慧，再携带一点南方的妩媚。”

　　先生在左，我在右。我的左手携着他的右手，他的右手提携着我的左手。我们继续向前踱步。

　　先生聊起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题为《韩中文化交流的践行者》。文中记述的是与韩国朴宰雨教授的交往过程，重在阐述知识分子代表的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即“一种人文品质，不仅仅在书斋里，也在社会上，他对于社会上一切不正义的现象，有鲜明的是非观念和批判立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从“五四”开始产生的，很年轻。

　　小区门口的小酒馆。先生将酒馆的好菜悉数点上了，满桌排的菜肴仿佛他的情谊。除了他的学生作陪外，还请了原《上海文学》编辑徐大隆。

　　在用餐期间，我带给先生一个好消息，我的《祥云》单行本，即将正式出版。

　　好，好，先生说着举了一下双手，像是捧起他理想的果实之一。

　　我送先生的礼物都是浙东家乡土产，其中有一小瓶炒花生米。花生是土产的，海苔是土产的，白芝麻也是土产的，这是我爱人出发上海之前特意在家炒制的。

　　先生最后用上海话说，这花生米，我雅气(非常)喜欢。

　　出了酒馆，离开之前，我最后瞥了一眼先生居住小区的建筑风格，欧式。白色墙体，欧式罗马柱，虽然建造于1998年，但是整个小区外观依旧维护完整。

　　先生拄着拐杖一直向前走去。铎，铎，他拐杖叩击地面的声音清晰可闻。他身前身后皆是跳跃着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