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飞

　　洪武四年，当方克勤出任济宁知府时，十五岁的方孝孺伴随父亲来到了济宁这块儒学首善之地，他有机会“侍先人北游齐上，历邹鲁之故墟，览周公孔子庙宅，求七十子之遗迹，问陋巷舞雩所在，潜心静虑，验其所得”(见《逊志斋集》卷十一“答俞敬德二首”)。方孝孺接受这方土地特有的人文气息的熏陶，同时又借助知府公子的有利条件，遍向当地名儒结交问学。这种人际间的交往与孔子故里儒学文化的浸润，让年轻的方孝孺早早就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君权正统理念。十八岁那年，他就写下了今已奉作经典的《释统》三章和《深虑论》十首。在《释统》里方孝孺对封建社会君位承继的合法性问题作了深入思考。而稍后写下的《后正统论》则对有别正统的变统作了进一步阐明，形成了他独特的变统看法，即“簒臣也，贼后也，夷狄也”三个方面的基本概括。

　　据《后正统论》文后的自跋：“自予为此文，未尝出示于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为狂，或阴诋诟之；其谓然者，独予师太史公与金华胡公翰而已。”那么《后正统论》极有可能写作于洪武九年(1376)至洪武十三年(1380)，也就是方孝孺在金华浦江拜师宋濂门下的时间段。因为在跋中所提的“金华胡公翰”长方孝孺五十岁，胡翰(1307~1381)号长山先生，官至衢州教授，曾参与《元史》的编撰，胡翰当时的文名与宋濂也不相上下。而胡翰生前能读到方孝孺《后正统论》，那必定是洪武十四年之前的事情。自跋中方孝孺最后写道：“予拳拳之心为天下生民虑尔，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变统，方孝孺是作为与正统对立的一面来论述，正统观是出于顺天命施仁政于天下生民，是孔孟之道中皇权承袭与民心归向的宏大叙事，是仁义而王道德而治的理想版本。方孝孺概括出变统的类型，实际上有助世人对正统的正确认识，孰正孰变，犹如照耀历史的银镜，是一个清晰的逻辑。世上人怎会认为这是狂者的想法呢？随他们去吧！有了恩师宋濂与胡翰的赞同，方孝孺更加笃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是秉持儒学正解的一方。

　　那么为何胡翰会赞同方孝孺《后正统论》中的变统观，因由是胡翰早年曾写过《正纪》一文，提出了“天纪、地纪、人纪”的观点，其中提到“何为地纪？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势至顺也”。这和方孝孺的变统三方面的“夷狄也”如出一辙，怪不得史学者们认为方孝孺的变统观是受到胡翰先生的影响。当我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打开胡翰著作《胡仲子集》的时候，这篇比较重要的《正纪》偏偏被抽掉了。原因也简单，这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由乾隆帝亲自主持的书，绝对不允许“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这些敏感的有分裂倾向的字眼出现。但《四库全书》后来又续成三部，其中之一藏于杭州文澜阁，这个阁本倒是收录了胡翰的《正纪》文章。

　　在明代卢演所著《方正学先生年谱》和《明史》列传方孝孺记载中，我们读到：洪武十年六月，宋太史谢事还浦阳，(方)先生即往承学，同门多天下名士，一旦尽出其下，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而宋濂也是这样认为的。为何名重一时的文坛前辈胡翰们如此器重当时尚年轻的方孝孺呢？我把胡翰的《正纪》和方孝孺文章比较着看，的确青年方孝孺在文风与气势上胜了一筹。纵论天下大事皆胸有成竹，下笔后文辞滔滔如泉涌，文章起点高视野也开阔，在段落转折处总能听见开合自如收放自若的妙曼之声。这《释统》与《后正统论》确是站在大历史高度上，俯看皇权更迭与朝代变换。如果不比较着读，很难体味到个中妙处。如果不是方孝孺拥有炫目的才华，这些文坛前辈也轻易不会说出“自谓弗如”的话来的。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曾担任过西泠印社社长的饶宗颐用五年时间写出的那本《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吧，这是迄今为止对正统这一历史观念最权威的专著。他在“方孝孺《释统》及《后正统论》之贡献”这一章节里，这样表述：“方孝孺著《释统》三首，又撰《后正统论》。自谓此文深得其师太史、金华胡公之称许。方氏《释统》云：‘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汉、唐、宋可附之正统。变统者，取之不正者，及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者。”又《后正统论》云：“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名也，夷狄也”，此三者方氏列作变统。又云：“是则三者皆废之而不书乎？曰：不也。吾固不比之于正统而已，非废之也。不废其迹而异其辞，则其为戒也深也。”饶宗颐既对方孝孺变统论与前人所述作了区别性剥离，又围绕着方孝孺先生文本的语境，的确是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史学家客观立场，而不是代入。饶宗颐用“贡献”两字，肯定自春秋迄明两千年以来，方孝孺对儒学正统观的独到见地。

　　对正统与变统的认识，方孝孺在十八岁时就已形成，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加以固化。他四十六岁壬午殉难前的情节，赵映林教授在所著的《方孝孺评传》里这样写道：“燕师进入京城，燕王4次派人召方孝孺，孝孺坚决不从，逼他去见，他则穿了丧服去见，且昼夜号哭，如丧考妣。朱棣只好让他的学生廖镛、廖铭等去劝说。孝孺明白他们的来意后，训斥道：小子们跟我数年，难道还不明白道义的是非！”这个是非，就是方孝孺一直秉持的正统与变统观。他断然拒绝为燕王起草即位诏书，绝不认可燕王朱棣的正统地位，而是属于变统的“簒臣也”。至于朱棣以周公辅成王与家事那套变通的说法，方孝孺反问道：成王安在？也是直接的拒绝。封建社会虽然是家天下，但君权更迭更是国之大事，而非由宗人府处置的家事。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完全是两码事。壬午殉难，方孝孺断然拒绝了变统与变通，以一己之身，完千古名节。方孝孺先生守护着儒家正统观，有些类似现世的契约精神。而朱棣想以变统的权谋手段上位，这是方孝孺万万不能接受的。至于后人王廷相的愚忠说，李贽的过激言行说，都没有从朱棣得位不正属于变统的事实去分析。

　　古今往来一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嘈杂，因各人价值取向不同，阅历与明理不同，看待同一事件角度不同，都会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的判断。在是与非、正统与变统的问题上，方孝孺无法作多项选择，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拒绝草诏是方孝孺实现践道的表象，他内心深处爆发出刚烈意志的支撑力，恰恰是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的正统与变统观。胡适于1961年1月13日主持沈刚伯先生演讲“方正学的政治思想”时，这么介绍方孝孺：“方正学先生就是方孝孺，他是明初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有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是为了信仰而杀身殉道的人，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杀身以求仁，毋求生以害仁’的传统精神，方孝孺就是承袭固有文化传统，杀身殉道的了不起人物。”(见台湾学者姬秀珠《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中“方孝孺思想理念与其殉难的关系”章节)胡适评语中的“为了信仰”就是方孝孺一生忠于的正统观、是非观。在胡适心目中，方孝孺是为维护文化传统，敢于杀身殉道敢于直面诛族事实了不起的人物。

　　文章写到这里，恰朋友发来《两浙輶轩录》收录的清代诗人灵睿写的《方正学先生祠》七律：“手拨波涛触逆鳞，心期收义与成仁。垂髫已熟闻斯道，晚节何难致此身。草诏不从惟有死，麻衣著后更无人。是非两字模糊久，且喜先生识最真。”灵睿参观方正学先生祠后写下了这首充满感慨的诗，正好回答了在“是非”面前，方孝孺为何有如此选择。当朱棣把草诏这道难题放到方孝孺面前，他只有一个选项，秉持十八岁时形成的正统观，拒绝变统与变通。方孝孺之死是对燕王即位合法性的强烈拒绝，也是对燕王那套变通说辞最勇敢的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