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永根

　　读小学时，我有幸遇见一位好老师，姓邵名瑜，毕业于锦堂师范，担任我们的体美老师。时隔多年，回想起那时的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美术是一门讲究规矩的传统艺术，讲究从师法传统到师法造化：师法传统即临摹，师法造化则是写生与创作。邵老师遵循这一规律，制定教育计划，选择教学方法，把小学美术教学有机地分为临摹、写生、创作三个层次，在各个层次的教学中落实学生基础知识的教学、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创造兴趣和能力的培养。

　　临摹，是初学者必经之路。一般来说，老师的范画是课外预先做好的，上课时往黑板一挂，让学生自己临摹。邵老师却不同，他一定要在课堂上当着学生面来作画，在过程中渗透对称、平衡、节奏、韵律等美术造型的法则知识。如对五角星的临摹，突破难点的技法是“等分”，对七星瓢虫的临摹，突破难点的技法是“对称”。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知识交流，一般老师采取的是单向灌输，而邵老师采取的是双向交流。

　　写生，是临摹的提升和继续。学生在临摹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写生中得到实践，在写生中积累素材，为今后创作做准备。写生其实也是临摹，所不同的是临摹的“范画”是平面，写生的“范物”是立体。邵老师耐心启发、反复引导我们如何突破写生中的难点，为我们确立了画术上“树分四枝，石分三面”的原则。开始时他这样提问：“矩形有几个面？”学生答：“六个面。”“我们能看到的有几个面？”学生又答：“正面、侧面、顶面三个面。”“因此我们要把它画下来，也只能画它的正面、侧面、顶面，画其他物体也一样，一块岩石也只能画正面、侧面、顶面三个面。”最后还补充一句：“要看到第四个面怎么办？”当时我觉得邵老师此举是画蛇添足，后来才知道他是为未来的学习埋下伏笔。

　　如果说写生是临摹的延续，那么创作是前两者的综合——将临摹中学到的知识和写生中积累的素材融合，创造出新的美。创作的程序与写作大致相同，即从审题立意，选材组料到布局成篇。邵老师在创作教学中尤为重视立意与布局。第一次创作画的命题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他只简单交代要求，便让学生自由发挥，鼓励大家发散思维。于是，学生的作品五花八门，有一望无际的棉地、一位红衣姑娘在采摘棉花；有在绿色的草地上衬一树红色的鲜花；有在绿色大地上飘扬着一面红旗……到了下节课，他再对学生的作品逐一点评。

　　还有一次的命题是“深山藏古寺”。创作的难点是，画面上不能见到古寺的一砖一瓦，却要让人感受到古寺的存在。在学生思维无法突破这一难关时，邵老师却搬出在写生教学时预先埋下的铺垫,“要看到物体第四面的办法，必须借助第三者来映照，比如镜子，反射出隐藏的部分。”经过反复启发引导，师生探讨出比较合理的画面：夕阳西下，一位和尚步行上山，他的身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深山中藏着的古寺。那一刻，学生们豁然开朗。

　　邵老师的体育教学也很有意思。1955年庆祝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时，邵老师在操场上设计了一次名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大型游艺活动。那其实是一次障碍接力赛，跑道上分段设置了“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翻雪山”等关隘，每道关都有一定难度，学生必须发挥体力与智慧才能通过，与如今电视上的“男生女生向前冲”颇为相似。那既是一场智力游戏，也是一次体能测试。

　　在那个年代，邵老师已经在实践着“快乐教学法”。他的循循善诱，让我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