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斌

　　不知陈雅来老师何时染病，何时离世，也不知道他安息何处，更不知他的后人如今住在哪里。每念及此，一股莫名的愧疚便涌上心头，就像一个欠了债的人，想还却找不到债主，只剩无奈。

　　陈老师是我初中时的历史老师。那时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却像五十岁的人——瘦瘦的身子，黑黑的脸，不苟言笑，嗓音沙哑，目光却犀利得让人不敢直视。上他的课，我从不敢做小动作，也不敢走神，所以期末考试历史成绩很好。

　　1964年，我考进宁海中学高中部，陈老师又成了我的英语老师。对他的“怕”依然如故，正因如此，英语课我格外认真，背单词、背课文从不懈怠，成绩总是全班最好，还当了英语课代表。陈老师说，中国人学英语没有语言环境，只能靠死记硬背——单词记住了，课文背熟了，语法也就通了。每次小测验后，他都会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名单，让我在课外活动时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补课。我也站在他们后面，跟着再听一遍。

　　1966年，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学校停课，中考高考都停了。同学们天天闹革命、破“四旧”、写大字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天，我把课本整理好抱回家，在校园里碰到陈老师，他轻轻对我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不要把课本丢了。”回到家后，我猛然醒悟——陈老师是让我自己复习功课，不要荒废了学业。当时许多同学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我却回到村里，跟着父亲下地挣工分。从1966年到1970年，我一边务农一边复习，偶尔回学校看看。

　　恢复高考时，我已三十岁，有了两个孩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思糊里糊涂去考，居然上了线。县招生办把上线考生名单贴在桃源桥墙壁上。一天碰到陈老师，他高兴地对我说：“你考上了。”声音还像十年前一样沙哑。

　　1983年农村实行大包干，我家分到不少粮田。夏粮收割在即，家里却没有打稻机，父亲急得团团转。陈老师得知后，动用私人关系帮我家解决了这个难题。父亲由衷感慨：“你的老师真好，急人所急，把学生家的事当自家的事。”

　　儿子从小喜欢看“小人书”。一天他突然问我：“镜子是玻璃做的，为什么‘镜’字是金字旁？”又问：“杨家将和岳飞都是抗击外族入侵，为什么教科书尊岳飞为民族英雄，对杨家将却很少提？”第二个问题我答不上来。那年正月，我带儿子去陈老师家拜年，对儿子说：“你把杨家将的事问问公公吧。”陈老师三言两语就讲明白了——中国历史分正史和野史，杨家将的故事多记在野史里，现行教科书依据正史编写。父子俩一并得了解惑。

　　1981年，陈老师担任宁海中学教导主任。几年后儿子要读初中了，我想通过陈老师让孩子进宁海中学。陈老师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儿子读不了宁海中学。第一，他的户籍不在学区；第二，即使能读，初中部没有住宿，你在乡下工作，他的生活怎么办？孩子还小，家长不在身边是读不好书的。你还是把他带在身边吧，初中毕业再考宁海高中部。”陈老师把公权和私情分得清清楚楚。

　　三年后，儿子被宁海中学预录取，我们却选择了中专。陈老师知道后略带惋惜地说：“上中专虽然能早点工作，但读完高中，对孩子今后的发展更有利。”在他面前我不敢多说，还是一个“怕”字。多年以后，孙女考入宁海中学，九年后捧着硕士学位证书回家，也算是对陈老师教诲的一个交代。

　　1984年底的一天，我们夫妻俩进城办事，在路上碰到陈老师。他对我说：“八月底，教育局派人到学校，找文革前的宁海中学老师调查你‘文革’中的表现。有人说你是造反派，我给你作了结论——说你是逍遥派。”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七月初学期结束时，教育局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下学期要我到另一所中学“挑担子”，让我先把家搬过去。我说等调令下来再搬吧，结果新学期开始也没等到调令。原来那只是一个“调查”，一字之差，机会早已给了别人。陈老师客观公正的评价，终究没能改变事情结局，却让我铭记一生。

　　如今，我也年近八旬。在有生之年写下这几行字，一是表达对陈老师的感激与怀念，二是向陈老师的后人致以问候。愿陈老师的后人健健康康，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