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飞

　　四川成都青羊区有一条方正街，不宽，街头两侧栽种着梧桐树，街巷的标示牌画有方孝孺的像，成都市民都知道这条街名是为纪念明初大儒方正学的。据2017年版《成都街巷志》记载可知，洪武年间方孝孺客居成都为蜀王世子教书时，就居住在这条街上，改名“方正街”则是方孝孺殉难一百八十年后明神宗万历年间的事情了。

　　方正街作为街名，又有方孝孺简介、画像等元素宣之于街巷，所以在成都市路人皆知，但是在成都曾建过正学先生的祠却鲜为人晓。宁海张立平前辈曾对方孝孺先生史迹作过多年考察，遗著《方孝孺史迹考》记载：“成都方祠：建于明嘉靖壬辰四月，临海赵渊写有《成都府方正学先生祠堂记》。”仅二十几字，却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推开了光亮小窗。最近我查阅清末喻长霖主编的《台州府志》卷一百零二(人物传三)找到了赵渊小传：“赵渊，字弘道号竹江？，临海人……弱冠举于乡，正德三年进士，授行人……嘉靖六年迁江西提学副使，末几迁四川左参政，至蜀首建正学书院，以祀方孝孺。”这《台州府志》提到的“至蜀首建正学书院”和“正学祠”是不是同一回事呢？

　　在《逊志斋集》附录，读到赵渊于嘉靖壬辰(1532年)四月撰写的《成都府正学先生祠堂记》：“顷渊游蜀，谓先生过化之地，义宜建祠。乃偕僚采，白于都御史唐公凤仪、御史丘公道隆，既复闻于王。王曰：“隆真儒，以光我西土，是不可缓。先王余责也。于是承奉君周宣、陶宣、宁仪、周琦者，复慨然各输数伯金，以襄睿德。”爰度地于府学之侧，鸠材庀工，为祠若干楹，肖先生像而祀焉。祠成，仍题之曰“正学”。初，潜溪宋先生客葬于夔，献王、惠王凡两迁之，其墓其祠，则宋承奉景之所自营者，而今祠则其东旷壤也。”由此可以肯定，喻长霖纂《台州府志》提到的“赵渊至蜀首建正学书院”应是指正学祠。

　　作为台州人的赵渊为官西川左参政时，出于乡情和职守，率先在成都倡建正学祠。也因为方孝孺曾在明初被蜀王朱椿聘为世子师，作为朱椿后代的继任蜀王当然同意为自己祖宗的老师建座祠。所以当赵渊为方孝孺建祠倡议一发出，就得到了时任蜀王大力支持，又得到四川官员们慷慨资助，可以说这是一件功到自然成的义举。至于赵渊把正学祠选址于宋濂墓东侧，是出于宋濂与方孝孺生前为师生，故后相陪伴尊师重教的考量吧。

　　我们知道，成都的正学祠和宋濂墓迁建有关。从袁庭栋著的《成都街巷志》记载的时间推算，宋濂墓成都两迁是在明永乐和成化年间，而正学祠建造则在明嘉靖年间了。至于宋濂墓由奉节(夔)迁成都细节与缘由，我们从彭华《迁葬宋公墓志》得以详细了解：“金华潜溪宋景濂先生……不幸以孙慎得罪，坐是迁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州府之西莲花峰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有二……”明成化二十一年时的彭华已升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预机务，是明中期一位重臣，所以请他来撰写宋濂墓的迁葬记是比较合适的，这篇记文现收录于《宋濂全集》(见附录之卷三·祠墓)，把成化二十一年为何迁建宋濂墓，由谁发起，以及宋璟让出他自己吉地的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

　　成都这座古城在明末张献忠大西政权撤离时被彻底焚烧，宫室庐舍化为灰烬，城垣高墙夷为平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包括蜀王府、净居寺附近都被兵燹焚毁无存。而清朝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王士禛在《秦蜀驿程后记》中记载着他在康熙三十五年在成都见到的“宋方二公祠”，并非明代建筑物，应是清代在旧址上的重建物。《秦蜀驿程后记》记载如下：“……沿锦江东行，经万里桥，方修葺，工未讫。又东过新桥至净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殿，次大雄宝殿，皆有壁画。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有宋文宪公像，殿后文宪墓也……”尽管王士禛笔下的净居寺和宋方二公祠是重建的，但明成化由彭华撰文的那块宋濂墓迁葬碑还是旧物。清乾隆十二年，华阳县令洪德在这处旧址又建起潜溪书院，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著名书院。在嘉庆版《华阳县志》可以看到潜溪书院全貌，为三进院落，前有“明月池”，中有“清风亭”“二贤祠”，宋濂墓在书院的最北角，和王士禛《秦蜀驿程后记》所描述的构建物前后位置，基本上是相对应的。

　　根据成都地方史志资料记载，净居寺曾一度改名报恩寺，明末毁于战火后，后人在其旧址上建了纪念宋濂的潜溪书院，潜溪书院在道光十三年迁入梨花街。民国时潜溪书院原址(即净居寺)改建成学校，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静居寺小学，这时候的“净居寺”已被误写成“静居寺”了。不久，成渝公路从此经过，学校被拆，两旁逐渐形成街道，这条街也称为静居寺街。后来成渝公路改道，原静居寺街改变了走向，并扩大延长，1962年时的静居寺路西起龙舟路，向东过沙河大桥，直到上沙河铺街。1990年静居寺路按原来的名称更正为净居寺路，不过由于东二环与成龙路的建设，净居寺路的起始与终点按新的路形多少还是有所改变了。岁月无情，成都经过多轮城市道路建设后，想找到净居寺和正学祠的旧址已经比较难了。

　　宋濂的墓在1960年修建龙舟路时被拆毁，但他的墓志铭被文物部门保存下来。当打听到这块墓志铭被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时，去年十二月底，借着在成都采访的机会，我和南溪生赶到四川博物馆想一睹墓志铭，但四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明清时期文物的展厅正在维护中，暂未对外开放。想从宋濂墓志铭中获取相关信息的期望暂时落空了。去年在成都采访四川社科院四川历史研究院研究员李思成时，我们向他询问起明清两代成都正学祠的旧址所在，他饶有兴趣地带我们来到望江宾馆，宾馆位于沙河边，在喧闹城市中显得宁静幽雅，周围绿树掩映，是个充满鸟语花香的园林式酒店。？？李思成老师指着不远处，对我们说：“正学祠旧址应该就在这一带，因为城市道路多次扩改建，具体的净居寺已无迹可寻了。”他还说：“方孝孺在明代政治史中，是兼具线索性、建设性与符号性的关键人物。在洪武二十七年，方孝孺受蜀王朱椿聘为世子师，往返于汉中和成都之间，深度参与蜀地文化建设。重建杜甫草堂、武侯祠时，祭祀诸葛亮、杜甫的祭文，均出自方孝孺之手。”望江宾馆附近就是长长的净居寺路，正是明代两迁后的宋濂墓和正学祠所在地。

　　我们站在望江宾馆附近空地上，看到周围矗立着崭新高楼，川流不息的车辆驶过。回想前朝有多少像赵渊、王士禛、洪德一样的仁人志士，也前来这里缅怀宋濂与方孝孺，唏嘘感慨他们师生俩的人生际遇，追思他们的学问道义，留下了一篇篇凭吊诗文。俱往矣！宋濂墓和正学祠这块曾是明代成都的重要文化地标，大致方位可寻，遗迹已经不存。但“读书种子”方孝孺与川蜀大地结下的不解之缘，在成都有形街巷、无形文脉里留下了深深印记。这次实地考察后，我们更了解到成都正学祠与宋濂墓的二迁有关，也与方孝孺生前聘为蜀王世子师有关，更与当年那些在成都为官的仁人志士们努力推崇正学思想有关。此刻，我们抬头仰望成都净居寺路附近的天空，总觉得有一股正学浩风正呜呜吹过，在天府之国的盆地上久久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