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窘境

　　不断换学校，不断换老师，“这样的教育环境，将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对于大多数打工子弟来说，他们年纪尚小，不谙世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断换学校，不断换老师。“这样的教育环境，将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张志强说，他们即使在北京上了小学，也上不了初中，即使上了高中，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去上职校。

　　据张志强介绍，目前状况最好的是一名打工子弟从职校毕业后找到工作。更多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打工者的大军中。

　　上这几年的学，学生也极为不易。由于学校不断搬迁，多数学校几易校址，每一次搬迁，学生都可能不得不转学。政府的关停也常常突如其来，导致孩子被迫转学。郭先生夫妇来到北京已6年，在菜市场卖水果蔬菜。他的3个孩子起初都在新发地附近的南苑小学读书，读了4年多，学校突然被拆了。此后，夫妻俩将孩子转学至东升乡的育红小学，但在育红小学只学了一年，就因为所租住的房屋拆迁，3个孩子再次转学，来到新希望小学。但让郭先生没想到的是，这次只读了半年，新希望小学又被关停了。

　　张志强说，每个学校教法不一样，每一次转学都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影响孩子正常学习。从心灵成长的角度讲，孩子内心所受到的打击也很大，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频繁地换学校、换老师。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内心会彷徨和茫然，总感觉在城市里受歧视。有专家指出，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对社会很可能有不满情绪。

　　此次学校关停后被分流到公办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或许是幸运的，但谁也不能保证明年、后年，更多的打工子弟能否进入北京公办学校的门槛。事实上就在今年8月29日，丰台区200多名孩子就已遭遇丰台社区学院“七证”的门槛。丰台区教委负责人称，家长需持市教委要求的“五证”以及防疫证和转学证共七个证明领取相关表格，等待教委的统一安排。不少学生因证件不全，不能登记。

　　学校窘境

　　既然政府都已经“规范保留”了，以为肯定能继续办学很长时间。但一场大火让政府“说翻脸就翻脸”。

　　学校条件差，教师收入低，其实很多办学校长心里也很明白，这样对孩子的教育不负责任。为了更长远的招生计划，已有校长打算提高教师工资，不过正如张志强所言，“他们都不敢把学校修建得太好”。

　　大兴区西红门镇建新庄实验学校在改造方面投入了很多，去年成为“规范保留学校”，校舍条件相对也比较好。校长罗亮说，他以为，既然政府都“规范保留”了，肯定能继续办学很长时间。上学期，罗亮已经计划将46位教职员工工资提高300—500元，而此前工资水平为1300元—1500元。但没想到还没提工资，学校就收到了关停的通知。

　　这一切缘于大兴旧宫的那场大火，那次火灾造成18人死亡，20多人受伤。大兴多所“规范保留校”的办学者称，一场大火让政府“说翻脸就翻脸”了，因为人多的地方容易出事，打工子弟学校自然成为整顿的“重灾区”。罗亮说，关停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办学许可，“不是我不想办，而是根本办不下来”，他称多年申请但学校仍未真正取得合法证书。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多名办学者心灰意冷，“早知道又要关闭，当初就不投那么多钱改造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者张志强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办学者觉得学校随时可能被取缔，“能捞一笔是一笔，根本没有心思办好学校”。张志强表示，如果政府给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名分，哪怕是承诺办学十年或二十年，办学者为了长远的招生考虑，也会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学水平来吸引家长和学生。

　　寻出路

　　根据现实定新标准

　　“北京享受了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太多实惠，却不对打工子弟上学负责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说这句话时，情绪有些激动。

　　据官方统计，加上此次关闭的24所学校，目前北京有114所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打工子弟学校，共4万余名学生。这说明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市场需求。王旭明说，从办学模式上，应鼓励、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政府不能以不达标为理由关停学校，而应该根据客观的现实条件制定出专门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新标准，规范保留后颁发许可证书，纳入统一管理，并监管其教学质量。

　　政府出资委托办学

　　上海的经验或许值得北京借鉴。为鼓励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教育部门按实际招收学生人数核定教师数，下拨公用经费。此外，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民办小学，市财政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

　　据公开报道，北京的区、县财政负担了90%以上的打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于是各区县一级政府多尽可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少建或者根本不建新的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或者是尽可能提高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准入门槛。

　　转变教师管理体制

　　除了“有学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还关注如何让打工子弟“上好学”。

　　杨团认为，政府光出钱是不够的，“只是让办学的老板原来从家长手里赚钱，现在从政府手里拿钱，但教学质量并不见得提高”。她认为，应转变教师管理体制，让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具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待遇。政府应制定相应法规，要求办学者必须给予教师一定的待遇标准，督促办学者给教师高工资和较好的福利。只有稳定了教师队伍，才能给打工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孙雪梅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