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世界杯上，“呜呜祖拉”无限风光。

邬奕君新厂房的展厅里，摆满了各种“呜呜祖拉”的样品。

　　本报记者陈醉通讯员陈莹周武军续大治

　　“呜呜呜，吵死人了。”

　　两年前，南非世界杯的球场内外，一支强劲的喇叭“呜呜祖拉”，吹红了宁海县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大路村。

　　那里一个最简陋不过的院落，没有匾额，也没有指示牌。“吉盈塑料制品厂”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几个房间，容纳三五工人。只有偶尔“试音”时传出的“呜呜”声，出卖了一点点信息——这儿是“呜呜祖拉”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距离上届世界杯，已远去两年。曾充斥球场的“呜呜祖拉”，你还记得否？拉上世界杯舞台的幕布，当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发现一切都变了——

　　“呜呜祖拉”失踪了？

　　走进大路村，有些略为老旧的房子夹杂在新楼房里，我们七转八拐，好不容易找到“呜呜祖拉”曾经的加工地——“吉盈塑料制品厂”。

　　这是中国许多农村里，最简单不过的家庭作坊。这会儿，两台机器正在休息，稀稀拉拉的五六个工人，显得很轻闲。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呜呜祖拉”的影子，只看到堆放在地上的几箱儿童水壶成品。老板邬奕君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呜呜祖拉”，去哪里了？

　　“早就没有了，厂子一年前就搬掉了。”听说我们是来寻找大喇叭的，住在附近的一位村民很好奇。在她眼里，那只是一支最普通不过的喇叭，没什么技术含量，也吹不出动听的乐声。一开始，做1小时才给6元钱，远不如她手上正在做的文具夹来得赚钱。

　　这位40多岁的农村妇女回忆道：“两年前，这厂子可真的很红火，每天都有新面孔进进出出。”当时，她看到院子里堆满了箱子，时常整晚灯火通明，三四十个工人一刻不停地干活。

　　“据说一笔单子就是几十万个呢！”她自言自语，似乎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好的工厂怎么说关就关了。

　　“可能利润太低了吧！”宁海县西店镇一位分管工业的干部，似乎很早就发现了问题。据他估计，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至少有150万支“呜呜祖拉”是这个作坊生产的。但生产一支喇叭，工人只赚0.1元，老板也只赚0.1元，外贸公司赚0.1元，货代总成本0.15元，那50多倍的利润，其实都被外国人赚走了。

　　据了解，加上各种成本，“呜呜祖拉”抵达南非的到岸价约为4元，批发价一般5元至6元，但小喇叭的零售价却高得吓人：一个“呜呜祖拉”在世界杯官方卖120兰特，约合107元人民币，即便在球场外的小贩手里，每支也要50兰特，相当于45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呜呜祖拉”产值在2000万美元左右，利润仅为5%，这就是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面临的现实。

　　重生可否改变命运？

　　“呜呜祖拉”，一个令无数人兴奋的商业神话，就此消失了吗？我们有些不甘心。

　　身边有些球迷告诉记者，在今年的欧洲杯上，他们曾看到“呜呜祖拉”一闪而过的身影。这意味着，“呜呜祖拉”的生产链条还在运行。

　　多方辗转寻找，我们在宁波海关得到证实。2月17日，3万只宁波产的“呜呜祖拉”通过宁波海关的绿色通道发往德国。顺藤摸瓜，我们找到了生产厂家——宁波“呜呜祖拉”塑胶有限公司。公司的负责人，便是遍寻不见的邬奕君。

　　“不仅是厂名、厂址的一个简单变化，我们也经历了一场涅槃。”邬奕君说，南非世界杯之后，“呜呜祖拉”定单锐减，而人工成本一直上涨，0.2元一支的利润实在难以为继。

　　“一定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邬奕君下定决心，从头开始。他在鄞州重新找地谋划，新厂房有1000多平方米，相当宽敞，分为加工和研发两个区块，还有一个展示厅，有模有样。

　　在邬奕君眼里，生产“呜呜祖拉”的技术并不难，唯一可以突破的便是设计。“去年底，我们就尝试为欧洲杯的主赞助商——可口可乐公司设计制作10万支可口可乐版‘呜呜祖拉’，每支卖到4元钱，有20%的利润，算是收益较为丰厚的一笔单子。”

　　“除了新的设计外，我们对产品的质量也做了很大改进，比如用上环保塑料等等。”邬奕君告诉记者，目前他的“呜呜祖拉”出口价格在每支3.5元到4.5元之间，比南非世界杯时提升了20%左右，而且大部分出口产品打上了自主品牌。经过这轮提价，“呜呜祖拉”的利润率也由原先的5%左右，提高到10%到15%。

　　“我们打算做一些组合型的产品，比如喇叭、手拍和哨子的复合型礼盒等。”邬奕君略带神秘地说，他目前正在为冲刺巴西世界杯做准备，希望到时利润能提高到40%左右。

　　比起当年在小作坊里的匆忙与无暇，邬奕君本来已经从容了许多。然而，约在10天前，伦敦奥组委通知持有奥运门票的观众，像“呜呜祖拉”这样的噪声发生器，以及鼓、哨子都不能带入场内。听到这个消息，踌躇满志的邬奕君，又有些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