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已经出现新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调，人口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显现，已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很有必要。

现行人口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有效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长，大大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2年12.1‰，年净增人口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2144万人降到目前600多万人，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3，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周期拉长，其积极效应正在逐步递减且副作用也日益显现，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人口结构性矛盾凸显

一是人口老龄化提速，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则用了几十年到上百年时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2年已达1.27亿、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2 .7%，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增至2012年的9.4%，上升了4 .5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首次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发达国家普遍是在人均G D P处于一万美元时才进入老龄化，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 D P只有800多美元，我国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健全而且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

二是少子化日趋严重，未富先少。少子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2年只有16 .5%，下降了17 .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7%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4%，比美国的21%还低，仅高于日本的13%；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2年只有2.2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按此趋势，2030年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橄榄形演变为倒金字塔形。

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2010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仍然高达118.06。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 .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00万，2020年后，每十个年轻男性中将有一个难以找到女性与之相匹配。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调，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一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少子化将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初露端倪，劳动力减少趋势已不可逆转。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 .37亿，比上年下降345万人，首次呈现负增长，比重为69.2%，同比上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连续2年下降，可以基本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表明“刘易斯拐点”已到来。尽管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但由于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趋势加快，我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已拉开序幕。劳动力供给将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今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面临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风险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已得到彻底缓和，并产生逆转，进入了低增长通道，多年来人口增长呈现低增长率与低增长量并存格局。

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研判人口形势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总和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 .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1年。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 .17和1.18，这个数据明显偏低，原因是普查中低年龄段人口存在少报和漏报现象。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评估后数据是1.5左右。

人口运行有其惯性，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能量正在日益累积，现在正从正增长区间向负增长区间转变，处于拐点区，一旦进入负增长惯性区间，尽管还有若干年的正增长，但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6年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这种状况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未雨绸缪，防止我国掉入低生育陷阱。

此外，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可能引发将来人口负债。并且现行生育政策还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生育权益的不平等；给社会稳定及国防安全带来隐患。因此，现行生育政策有待调整。

人口政策调整的主要障碍

一是认识问题。人口再生产周期长，人口政策所形成的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人口问题事关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治久安，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人口数量，二是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我国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增长周期，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低增长趋势已难以扭转。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了20年的严重衰退，除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长期陷入了低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人口深度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长期失衡，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应该引起必要的重视。

二是担心人口增长大幅反弹，补偿性生育高峰来临。这一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生育会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因此补偿性生育总量不大。

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结构畸形和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要与时俱进科学进行调整，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党中央于1980年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郑重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长时间低于2.1更替水平，进入了低增长通道。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观念，而是自愿少生、适当晚生，对子女数量与性别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且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有效加强，国家承受人口的能力也大大增强。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具备。

控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是一个两难问题，增加人口会消耗一定量的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但若人口增量不适当增加，则会使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加速人口红利衰减，带来严重的人口负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