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事张忌给我打电话，带着惯有的调侃口气，叫我写一篇回忆文章，因为今年是《今日宁海》(原《宁海报》)复刊20周年。当时我第一感觉好像这种文章应该是德高望重之辈所写，由我这个只在报社厮混了8年，现在已经离开新闻界的人来写，内心的确有点诚惶诚恐。但老单位大寿，不写点文章总也说不过去的，也就勉为其难地答应。

　　从2002年10月到2010年10月，我在宁海报社工作了整整8个年头，一直在记者一线。在这其间，认识了一大批富有个性，可爱可亲的同事、朋友和师长，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启发。大家在一起采访、写稿，闲暇之余又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吹牛，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了好多有趣而又温馨的小故事。

　　记得我的第一次采访，就是去殡仪馆采访当时的殡葬改革情况。当时心里还有点小别扭，怎么第一次就派我去这地方采访。但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兜兜转转到了殡仪馆，采访回来后写了满满两大张稿子，还取了一个自认为很押韵对仗的题目，兴冲冲地送给编辑部主任严亚平老师审看。结果被心直口快的严老师一顿教导，小伙子，你到底是写消息还是通讯？消息怎么用了一个通讯的题目？说完红笔一挥，就把我辛辛苦苦自以为是的题目给改了。多年以后，我跟严老师说起此事，他还笑骂我记仇。但的确性子直、嗓门大、对稿子要求严格的他是所有年轻记者的“噩梦”。当时严老师的办公室在二楼，我们记者部在四楼，每天几乎都可以听到严老师的大嗓门在催稿，或者是在点评某个年轻记者的稿件。每次在他“吼叫”时，我们都在为面对他的那位小伙伴祈祷。现在县政府工作的肖承云甚至有次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刚进报社的那段时间，他每次走到二楼去交稿都觉得腿在发抖。当然，如果稿件写得好，严老师也会哈哈大笑给予鼓励。现在想来，严老师的“狮子吼”伴随了我们这群年轻记者的成长。

　　当时的报社没有食堂，于是每月给我们发就餐券，可以到报社周围的几个快餐店就餐。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记者部几个年轻人喜欢聚在一起打扑克牌，用就餐券作彩头，大家打打闹闹，让人恍惚感觉又回到了大学时光。几次下来，王霞开(现在宁波晚报工作)是最大赢家，而朱宗杰输得最惨。以至于有次霞开抱着儿子来到办公室，看到宗杰，就对儿子说：儿子啊，我们去感谢一下这位伯伯，让我们每天有饭吃。这句调侃的话，引得一旁的我们哄堂大笑。宗杰也是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赢回来，结果一直到霞开离开报社，他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估计这事已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写到这里，想起老同事王霞开的确是一个很有冷幽默气质的人。他比我早进报社三个月，当年大学毕业后，就卷起铺盖，连家都没有回，直奔宁海而来，因此没有带夏装。结果到了七月份，天气太热，他的长袖衬衫实在穿不住，出身农家的他比较节俭，又舍不得买短袖。怎么办呢？霞开采取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处理办法：拿出一把剪刀，咔嚓咔嚓两下，长袖变成了短袖。他穿着这件自制的“短袖衬衫”，即使因为没有拷边，袖口处出现丝丝“流苏”，依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安之若素，进进出出，专注于采访写稿。生活思维之独特，心理素质之强大，令我等佩服不已。

　　报社8年，种种如此的吉光片羽，构成那段青春明亮的日子。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融进了这些色彩斑斓的记忆镜头里，永世不忘。即使现在我在新的城市，新的岗位，很多往事和鲜活的面孔总是在不经意间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成为我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