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桥，是上一世纪老县城最为热闹之处。白天，市民在此商品交易，人来人往，拥挤得水泄不通；太阳西沉，这里又换了另一世界，市民云集，在此谈天说地，新闻、轶事、故事、传说，在桥上都能听到。更还有另一种风景，农忙季节，桥栏杆上坐满了外来的打工者，当时叫做“做散工”的，拿着锄头或扁担，等候雇主，讲定价钿，就随主人去他家歇宿，俨然又是一人力交易市场。

　　1998年1月，《宁海报》开辟了一个版面也叫《桃源桥》，记得首期《桃源桥》开场白是这样写的：“《桃源桥》是宁海人的茶馆，大家在酒后饭余来此谈天说地，将家乡的人文轶事、历史掌故形成短小精悍的文字，以助轻松一刻……”(原文找不到，大意如此)。我当时在建筑设计院上班，一天到晚和蓝图打交道，脑子里已失去了形象思维，不甚关注《宁海报》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偶然碰到在报社的徐群飞先生，他对我说：“薛老师，你以前编过县志、村志，一定积累了不少资料，我现在在编《桃源桥》，缺少有关宁海掌故的稿子，帮我写几篇好吗？”因为我们原是老相识，盛情难却，我满口答应了。记得我第一篇写的是《蔡家巷》，他马上刊登了，好像是在1998年5月份。还来电话说，老一辈人很喜欢看，叫我继续写。于是，我就将我老家附近的古迹遗址，如梦园、缑城书院、白石头、司马第等陆续写成千字短文寄给他，他都一并照登。我戏说：“我是桃源桥做‘散工’的，只要你这位雇主开口，我一定会来干活出力。”他也笑了，说：“我也是卖苦力的，不过是‘作头’(长工头)，你倒还有自由，我却要一直在这屋里干，不能走开。”当时应可均也对此类文章情有独钟，每期的《桃源桥》版面差不多都有我俩的文字，于是有些人就有意见了，说：“桃源桥头被两个霸主占去了。”我听后很是不安，几次同群飞讲：“不要总发我的稿子了，人家有意见。”而他却这么回答：“我对来稿取舍是看质量和合不合办报宗旨，不是看作者名字的，人家怎么说我是不管的。”与其是说对我俩古色古香的短文偏爱，还不如说是他对家乡文化遗产的珍惜和重视。

　　他的正义感和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记得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跃龙山抗日阵亡将士墓园》，内容是写在跃龙山国民党将士的墓园建造和掘毁的往事，寄出后，我怕触动当今政府官员的政治敏感，叫群飞不要刊登算了，他在电话里却激动地说：“他们是烈士，在同一战壕中，枪口对准的是民族共同的敌人，怎么可以让他们埋没无闻，我不发出来，问心有愧！”结果文章一出，反响甚大，不但赞扬他的正义感，而且也提高了《宁海报》的威望，说报纸实事求是无政治偏见，这篇文章发得好！

　　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这种敬业精神，从大处出发，从不计较个人的付出。为了纪念民国时《宁海民报》社社长胡慕青先生百年诞辰，我匆忙将文章写好，下午四时许送给群飞，说最好能在这期《桃源桥》刊出，下个月就无意义了，他翻了翻这长达5000多字的稿子，思考了一下，说了两个字：“好的。”当晚10时，他来电说他还在报社，要我校正几个字。11时，我正要睡觉，他又来电说稿子已经排好了，明天可以见报，叫我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桃源桥》的版面已经排好，准备晚上付印，见到我的稿子，他又将原来的版撤了，将我的稿子重新编排，拼好版面，连晚饭也没回去吃，只匆匆吃了点糕点。这5000字的稿子，他要付多少精力和劳动！为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惶惶不安，尤其在他去世后，总像欠了他一笔无法偿清的债！

　　对这样一位好编辑，我真的是十分敬佩，尽管他的年纪比我轻得多，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十分崇高的人，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出类拔萃的人，一位在学术和人格上臻于完美的人。让我一生所倾倒的人不多，他则是其中之一。但想不到竟罹此恶疾，匆匆离开人世。

　　斯人已逝，往事历历在目，反而更加清晰，宛如昨天之事。去年深秋，漫山被红枫染红了季节，我到梅花山公墓。夕阳余晖，金光万道，泼洒在他镶嵌在墓碑的照片上，还是那憨厚的笑容，那么诚挚，那么璀璨。记得那一次在医院病床上，尽管我知道他已很痛苦，但他仍然和平常一样同我说：“你永远是《桃源桥》上的‘散工’，我病好后还是你的‘作头’，还要向你讨稿子的……”写到这里，泪水真要涌出眼眶。我想，只要《桃源桥》栏目还在，只要我还能拿得动笔，我就永远是一名桃源桥畔的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