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虽然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能依照法治的思维行事，“法制”的手段被缺乏“法治”意识的头脑所抛弃。因此， 既要用“法制”的准则，来确保“法治”的理念，更要靠“法治”的思维，来指挥“法制”的执行。

　　这就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设立了法制却不善加执行，等同于无法的社会。而纪律严明的兵家却深谙此道，《史记》中还记载了孙武训兵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吴王要考察孙武的本事，命他以练兵之法来训练宫女与后妃。这些后宫女子，对于模拟军训之事倍感新奇，不肯听从孙武的指挥，总是嬉戏笑闹。孙武将她们分成两队，在交待清楚纲纪口令之后，看女眷们依然无事纪律、一味嬉笑，于是下令将两队的队长、也就是吴王的两位爱妃依照军法处死，连吴王为之求情也置之不理——孙武认为，军法当前，令出必行。如此一来，宫女们再不敢无视法令，全队肃然齐整。

　　孙武起初规定的“法制”命令，宫女们不以为然，并没有接受为“法治”层面上的理解。理解得不到位，执行就没力度。孙武其后通过以儆效尤，让“法治”的观念深入到宫女们思维中，“法治”才真正上升为自觉指导行为举止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推广成全民意识，治兵法则推广为社会治理，便是法治社会的形态，《韩非子》中说“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而当今的法治社会，是依从法治，为民服务。

　　这便涉及到“法治”与“法制”的根本不同：法治，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法治意识的培养，是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而法制，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法制规则的设定，是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

　　法治的教化，是在培育人心中善的种子，使人性之善发扬光大；法制的严令，是在惩罚人心中恶的因子，令人性之恶交付代价。

　　（二）性善与性恶

　　说起“法”，古代的法，更偏重于惩罚，面对犯罪行为，只能“惩于已然之后”，即使法令再严苛、刑罚再恐怖，也是威吓于人的不得已而为之；而今天的法，更应偏重于教导，是为了指导人性善恶转化、保护人心不堕深渊、警惕恶之花违法生发，通过法之教化，感召人在善恶抉择的观念上“防于未然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