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宁海自建县以来，一则因为交通不便，二则受历代王朝重农轻商思想影响，商业发展极为迟缓，唐永昌元年(689)定治广度里以后，以县城为中心，客栈、食肆、茶馆、米行等商铺才开始聚集。北宋年间，受朝廷重商主义影响，宁海商业开始崛起，“农力穑于桑田，工执艺而精良，商通货而懋迁”，根据南宋褚国秀在《宁海县赋》里的记述，那时宁海农工商的发展已经非常均衡。

　　千百年来，宁海虽然在酿造、茶叶、食品、制陶、造纸、榨油、农具制作等方面有了非常优良的工艺，各主要集镇也多有坐商经销日常生活用品和农副土产，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购买商品主要还是通过集市交易和货郎叫卖。这种沿街串巷叫卖的古风，至今可见遗存，伴随着吆喝，各行各业的商贩，一路敲打着小鼓、小钹、小铃铛，发布着行业独门信号。墙门之内的人家，只要听见远处飘来的声音，就能判断出来人是卖孩子吃食的糕点贩子、卖针头线脑的货郎，还是个算命先生。

　　漫长的时光，让宁海人对于某些品质特别卓越的商品，有了自己的偏好。虽然各家商铺都有自家店招，但是绝大多数都被历史湮灭，人们多根据商品的产地，作为“字号”的认可。前童的香干、凫溪的香鱼、许家山的酱菜，历来深受四里八乡的喜爱；古渡的苔菜、西店的牡蛎(自宋咸淳以后实现人工养殖)、以及长街蛏子，一直是宁海大宗输出的商品。最有名的也许是宁海的三抱咸鳓鱼，春季捕捞上来后，立即用重盐腌制入舱；上岸后再层盐层鱼装入缸内，盖上竹帘，压上重石腌制；一个月后再次翻缸三抱，保存三个月后用笋壳包装出售。三抱处理过的咸鳓鱼因为肉质坚实、鲜味浓郁、异香扑鼻而成为沪、杭、宁、绍等地的席上珍品，非常畅销。

　　黄公纸(又称瑞青)也许就是宁海最早的老字号，北宋年间就有生产，主要出自西溪，用嫩竹捣浆制成，色锌白，久藏不蛀。《嘉定赤城志》38卷《土产》有载：“苏文忠轼《杂志》云：‘吕献可遗余天台玉版，过于澄心堂；又米元章用黄岩藤纸硾熟，揭其半用之，有滑净软熟之称。’今出临海者，曰黄檀、曰东陈；出天台者，曰大澹；出宁海者，曰黄公；而出黄岩者，以竹穰为之，即所谓玉版。”如果所述不虚，苏轼对天台玉版的评价竟然要高于名满天下、贵比黄金的澄心堂纸。黄公纸品质虽然比不上天台玉版，也是书写名品，多用于文书契票纸张，近千年来行销全国。清末以后，因为价格高昂，难以抵御廉价机制纸和进口纸的冲击而逐渐滞销，直到1931年才完全停产。

　　二

　　清末民初，宁海商风渐盛，从桃源桥到鸡巷口一带约500米的老街，是宁海的商业中心，两旁店铺林立，多是两层小楼，但仍然采用前店后家、小本经营的模式经营。“鼎和”糕饼店、“三阳”染店以及三门人袁昌周开设的“袁文林”笔店是其中最为知名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意大利人强勃隆租赁城内柴家房屋开设颜料公司(柴家墙弄1号，时人称强勃隆公馆)，经营颜料、西药、玻璃等商品。三年后，柴家人收回房屋，开设了后来宁海最大的商号柴万成布庄。

　　宁海首任商会坐办徐抚九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原任杭州育英书院(杭州大学前身)院长的乡贤徐抚九(字履谦)回乡发起成立宁海商会，会址设东岳宫。自此，宁海的商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诞生了一大批新兴商号，商业环境又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态和民众意识。

　　这位秀才出身的商会坐办，饱读经史，胸怀高泊，是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又是名动四方的名士，书法学赵松雪，擅长山水花卉，造诣高妙，国画大师潘天寿早年受其影响颇深。退居乡里当年，写成一篇《宁海乡谈》，提出宁人要“人人明厉害，识是非，谋地方之公益，图民生之幸福，宁海为己之宁海，不啻如一家、如一身。同思振作，共进文明”，更指出商业“其关系于地方之兴衰最大”。

　　其时，正是宁海商业的黄金时代。宁甬、宁沪线先后通航，1917年三北轮埠公司“慈北轮”开通了宁波至薛岙的航线，两日一班，海运大大便利，食盐、生猪、谷米、茶叶、海产品、山货等农产品大量输出，同时，柴万成布庄等县内巨商开始与上海同行建立稳固的商业关系，布匹、煤油、食糖、卷烟和南北货源源不断输入。那时，南大街(今解放路)是宁海货栈集中之地，大量的货物通过水路和海运，运往沪、甬、台等地。

　　棉布业的柴万成、袁福昌、荣昌；南北货的元利、元生、裕兴；百货业的源顺、大利元、老任泰；国药业的五中和、万象春、寿康；照相业的灵影、幻光；钟表业的时亨、华盛颉；旅馆业的浙东公寓；饮食业的万盛，都是当时新兴商业的代表。

　　此后宁海商会虽几经改组，却始终没有违背徐先生的志向，1916年募建了桃源小学；1926年成立公墙会，集资建造防火公墙，办了不少公益事业。1923年，徐抚九先生还在蒲湖试院创办了平民习艺所，自任所长，为贫困妇女、无业游民和部分罪犯从事编织、绷花、制鞋等工作机会，并书写了对联“欲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鼓励妇女自立，罪犯改过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