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曹维燕

　　10年前，竺玲玲从上海一家公司辞职,回到农村种茶。近年，政策支持和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吸引了一批“80后”甚至“90后”农二代像竺玲玲一样，主动回归田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新农人的故事！

　　远山含黛，茶香沁人，眼下正值茶叶采摘的高峰期，成片的茶树吐露新芽。在深甽镇溪滨村的茶山上，许多茶农正忙着采春茶，一个年轻人的身影，“80后”竺玲玲在他们中显得有些特殊。

　　溪滨村地处镇西北，整个村子有300余户人家，开往县城的中巴车一天只有3班，交通相当不便。当记者走进村子的时候，发现都是上了年纪的农户，很少看到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而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竺玲玲，却在2005年辞去光鲜亮丽的白领工作，回这里当起一个“茶二代”。“虽然当时月薪有四五千元，但上海生活开支大，如今大学生回家创业不仅有补贴，挣的钱也比在公司多。不忙的时候，还能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起曾经生活的繁华都市，她早已没有眷恋。但这还是给做了几十年茶农的父亲竺三喜一闷棍。忙活了一辈子，终于将女儿送进了大学，指望着她能有一份体面、轻松的工作，可她却义无反顾回来做茶农，让父母傻了眼。

　　“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种茶、制茶从来都是一个苦行当，但既然选择了前方，就只能风雨兼程。竺玲玲告诉记者，为了熟悉整个茶叶制作的流程，她深入一线重新学习。采茶、摊青、杀青……一道道工序学下来，她瘦了十几斤。尤其是每年四月份，碰上采茶的高峰期，每天上百斤的茶叶采摘上来后，需要及时加工处理，经常要加班到凌晨2点多。但凭着自己的兴趣，愣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熟悉了整个茶厂的运作后，她决心进行改革，自告奋勇当起茶厂的财务，计划让家庭作坊发展得更成规模。“账务管理是茶厂经营的薄弱环节。”竺玲玲发现，采茶工工资的计算发放尤其讲究，太严，工人留不住；太松，工人工作效率低下。之前，都是按天计算工资，好坏一锅端，损害了不少采茶工的积极性。在她深入一线干了几年后，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法子，逐渐实行按采摘的鲜叶重量计算与按天结算方式相结合，力争将工资结算得科学公平，提高采茶工的工作效率。

　　而“农二代”回归，还给“只会种不会卖的父辈”带来了新思路。“父亲种了一辈子茶叶，但不懂市场，每年只能看天吃饭。”竺玲玲帮助父亲成立专业合作社，注册了专有品牌，还开了网站，线上线下同时销售。与父亲一辈坐等客人上门不同，竺玲玲更希望通过互联网的力量，为自家的茶叶推波助澜。

　　2010年，竺玲玲看到这几年茶叶销量不错，便当机立断承包了150多亩茶园，将茶叶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新承包的茶园都摒弃了土种茶树，种上了最新的浙农117、乌牛早等新型品种。深感自己茶叶品种单一的竺玲玲又和父亲一起钻研起了红茶。2014年，她从网上找来制作流程，钻研起了红茶的制作流程。“那时候，我们没有专业的红茶发酵机，都是用土法制茶。我按照网上流程，再根据自家茶叶的特点，对温度、发酵时间进行调整！”不过让竺玲玲惊喜的是，她研制的红茶在2015年的宁波市“明州仙茗”红茶评比中斩获金奖。获得口碑后，她果断购入红茶发酵机等先进设备，将自主研制的红茶纳入生产流程，为茶厂创造效益。

　　转眼十年，抱团成立合作社，拓宽销售渠道，改革扩张茶厂，培植新品种等一系列措施让这个曾经连鲜叶都愁卖不出去的茶园，如今生产出的名优茶深得顾客欢迎，年产量达到2.5吨，年产值达到400多万元。说起茶叶这个行当，竺玲玲却并不觉得苦，“我又新承包了一片茶园，如果可以，我想做茶做到60岁！”她乐呵呵地畅想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