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中国的问责之路：从“责令辞职”到问责制度化

　　纵观中国的问责之路，十几年来也经历了多次大的发展，每一次的发展都是一个渐进和完善的过程。

　　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颁布，出现“责令辞职”一词。

　　7年后，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除了“责令辞职”外，“引咎辞职”也开始被人熟知。

　　2004年，中办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于引咎辞职的规定更为细化，共有9类情形适用。

　　2008年，被称为“官员问责年”。这一年，重大安全事故在中国各地频发，山西襄汾溃坝、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等，无不引起巨大反响。

　　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也明确了问责的程序。对官员问责开始制度化。

　　近日，《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

　　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与此同时，相继出台细则的广东、重庆等地也均将各地的党委领导列入了问责范围。中国问责制正全面步入提速轨道。

　　问责主体提升是一大进步

　　京版问责办法将问责的对象由政府领导扩大至党政领导干部，首次将北京市党委领导纳入问责范围，即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点评：问责的实施首先要解决问责的主体问题，过去没明确，现在北京将问责主体由专门机关和职能部门扩大到党委政府，问责主体提升就是一大进步。以前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这对行政官员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党委领导的决策，往往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如果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

　　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

　　京版问责办法规定，对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

　　点评：从已经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典型案例来看，被“问责”的官员大多缺乏政治责任心、道德责任心和行政责任心，失去民心和社会公信力，复出会给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社会热点问题可作问责线索

　　京版问责办法规定，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问责决定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认真核实，认为应当问责的按照规定程序启动问责。

　　点评：京版问责办法扩大了问责线索来源的范围，将社会监督纳入到了领导问责机制中，实际上让公众成为了启动问责程序、行使问责权利的重要组成成员。

　　问责与党纪处分不相互替代

　　京版问责办法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不能替代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罚。

　　点评：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并不相同。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国企“老总”纳入问责范围

　　京版问责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问责的适用范围。规定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区县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适用本办法。本市各级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点评：问责制作为一种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开始考验中国国有企业的老总。对于这部分企业家而言，在其拥有相应的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